中韓建交以來，為何歷任韓國總統都必去趟上海？

最后更新：2015-09-05 22:27:37來源：澎湃新聞記者 徐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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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4日，韓國總統樸槿惠4日訪問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出席舊址重新開放儀式。 CFP 圖
 
“這里是我們韓國政府的根，是韓國政府法統的發源地，感謝中國政府保護得這么好。”2003年，時任韓國總統的盧武鉉來訪上海時曾對上海市政府相關人員如此說道。
 
盧武鉉所說的“韓國政府的根”是指位于上海馬當路306弄4號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它被看做是“韓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圣殿”。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的歷任韓國總統盧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盧武鉉、李明博都曾前來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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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0日，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參觀了位于馬當路的韓國臨時政府舊址。新華網上海頻道記者 張明 攝
 
如今現任韓國總統樸槿惠也繼承了這一傳統。9月4日，剛剛出席了中國抗戰勝利日閱兵的樸槿惠，馬不停蹄來到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出席舊址重新開放儀式。在儀式上，樸槿惠致辭表示，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曾為韓民族恢復國家主權發揮主導作用，舊址重新開放意義重大。
 
“三一運動”催生韓國臨時政府
 
1910年，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日本廢除“大韓帝國”政府，設立“朝鮮總督府”。1919年，朝鮮境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三一”反日獨立運動，這成為韓國獨立運動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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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三一運動”中被日警逮捕的抗日志士。
 
在“三一運動”前，韓國的反日運動具有很強的保皇性質。但“三一運動”卻使得民主共和的觀念成為韓國人追求的目標。盡管“三一運動”功敗垂成，但在韓國人民心目中卻象征偉大的紀元的開始，從李朝末年坎坷的國運以致昏臣賣國的無奈中，韓國人民終于徹底覺醒。在這之后，韓國人開始追求建立的是一個民主共和的新韓國，而不是恢復朝鮮王朝。
 
“三一運動”后，大批韓人流亡海外，并在東北成立了“韓國獨立軍”，轉戰于長白山之間，同時也先后出現了三個臨時政府：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政府、漢城臨時政府、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19年9月，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吸收了漢城臨時政府、海參崴的大韓民國議會政府，組成了新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1920年12月，李承晚在上海正式宣誓就任大韓民國臨時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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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3日，流亡的朝鮮愛國志士在中國上海法租界寶昌路成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制定臨時憲法，由在美國的李承晚任總統，后來金九長期擔任臨時政府主席。
 
為何選址上海
 
在1919年“三一運動”前夕，已有大批韓國志士居住在上海，而且多是獨立運動中的領導人物，他們都把上海作為開展反日獨立運動的重要基地，逐漸形成了小規模的韓僑社會，為臨時政府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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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圭植
 
比如，朝鮮著名的獨立運動家申圭植，大概在1911年三四月份來到上海，也就是在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夕，他與中國革命黨人如陳其美、胡漢民、黃興、孫中山等著名人物建立了密切關系，并用自己的資金支持中國革命黨人，還聯絡各地的韓國人組織團體，開展獨立運動。1920年，申圭植在上海創辦雜志《震壇》，孫中山專門為其題詞——“天下為公”、“祝《震壇》創刊”。申圭植跟中國共產黨人的關系也很密切，例如陳獨秀，因為當時住得很近，所以創辦《震壇》時陳獨秀也為其題了字——“東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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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為《震壇》題字——“東亞之光”。
 
除了“人”的基礎，上海還有很多獨特的發展革命的優勢。首先是交通和通訊非常便利，韓國臨時政府可以借此與本國和海外獨立運動人士聯絡。
 
然后是上海發達的媒體系統，對于臨時政府宣傳自己的主張非常有利，因為臨時政府初期采用的獨立運動策略就是喚起世界輿論對韓國獨立運動的同情，通過外交活動支持和幫助韓國擺脫日本的統治，上海的這種條件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再有就是租界的存在，特別是法租界是日本勢力無法滲透的區域，這也是臨時政府一直在法租界活動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府盡可能給予了幫助
 
整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期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法理上承認這個政府。中國政府當時雖也未正式承認，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予其極大的援助。
 
1933年的春天，蔣介石專門會見了臨時政府國務委員兼警察廳長金九。此前，國民政府對于韓國獨立運動的支持只是通過個人關系進行，蔣見了金九之后，國民政府便開始從政府層面支持臨時政府，包括提供經費，又在中央軍校和中央軍校洛陽分校專門為韓國青年設立特訓班，幫助培養軍事人才。
 
而在臨時政府遷徙過程中，國民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都給臨時政府提供了便利。事實上是承認臨時政府是一個流亡政府的，只是沒有在名義上承認罷了。遷移到重慶后，國民政府在重慶郊外的土橋專門劃出一塊地方，建造了“朝鮮村”，還設立韓文小學，供臨時政府成員和抗日志士的家屬居住，同時將重慶的棗子嵐埡辟為臨時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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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即將返回祖國的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
 
輾轉多地，曾以重慶為臨時首都
 
韓國臨時政府采取的是三權分立原則，最高權力機構是臨時議政院，領導人由議政院選舉產生，但初期由于李承晚的聲望，一直到1925年李承晚都擔任著臨時大統領（總統）的職務。
 
李承晚在上海總共待了半年，但由于其認為臨時政府內的派系斗爭使他沒辦法在這里展開工作，遂返回美國。李承晚看到的派系斗爭，雖然有因領導人出身地域不同而導致的斗爭，但主要是圍繞獨立運動策略展開的。
 
1925年3月，臨時政府議政院因李承晚希望如同菲律賓一樣，接受美國的委任統治，彈劾了李承晚并迫使其隨后下臺。此后，整個20年代后期，金九成為臨時政府的負責人。
 
在抗日戰爭前，臨時政府取得了一些反日成果。如，1932年1月8日李奉昌在東京狙擊日本天皇，同年4月29日，在金九策劃下，尹奉吉在虹口公園（現魯迅公園）炸死炸傷日本侵華元兇，震驚中外。1933年后選派韓國青年進入中國軍校學習，培養軍事人才，有些后來直接加入中國軍隊，參加中國的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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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魯迅公園里有一幢二層亭閣—梅亭（下圖）。這是為紀念韓國獨立運動家尹奉吉（上圖）而專門修建的紀念館。尹奉吉，號梅軒。
 
但是因為虹口公園爆炸案，臨時政府被迫離開上海，先后輾轉于杭州、嘉興、鎮江、長沙、廣州、柳州、綦江，最終于1940年9月，遷到了中國戰時陪都重慶，并成立了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1941年12月9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發表對日宣戰聲明書，正式對軸心國宣戰，并宣布重慶為大韓民國“借地辦公”的臨時首都，重慶成為中韓兩個國家的政府辦公地，歷史僅見。
 
“當時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于半島愛國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和支持。”日前韓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領事金鎮坤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金鎮坤認為，在過去那個年代，“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讓人民看到了希望”，臨時政府是“大韓民國建國的精神和思想基礎”，因而韓國新一任總統就任以后，往往也習慣于來這里參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