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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是顧準誕辰一百周年。作為對顧準思想的研究，必須對顧準當年的“認罪”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釋，才能既對得起死者，也對得起生人。   顧準（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今年7月1日是其誕辰一百周年。
顧準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家。1952年，他從頂峰跌落，開始了與前半生炯然不同的境遇，一方面過著不斷挨整和受批判的非人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在黑暗中探索、深入地思想和頑強地寫作。1955年到黨校學習一年多，開始了他的探索，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這種探索有了一個初步的結果，明確了前進的方向，奠定了后來成就的基礎。從此以后，他的思想和探索是不斷前進的，并在70年代初達到了前文所說的高峰。
然而，從1968年11月30日到1969年10月26日，顧準寫了33萬字的所謂“認罪”和“檢討”，又從1969年11月12日到1971年9月2日，寫下了《新生日記》。在《新生日記》的開頭，顧準寫道，“《新生日記》的取名，是為了紀念三期學習班上，決心轉變立場，跟毛主席繼續干一輩子革命”。事實上，在《顧準自述》和《顧準日記》（以下分別簡稱《自述》和《日記》，凡引自該書，只注頁碼）中，顧準確有很多“認罪”、“檢討”的表示和“自污”的話語，也有不少對當時官方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述、“贊許”和“擁護”。
于是，關于如何評價顧準發生了困難，出現不同的意見，形成了尖銳的爭論。林賢治認為有“兩個顧準”，一個是“極難得的”“思想者”的顧準，“在一個黑暗而沉默的年代，敢于讓自己發出聲音”；另一個是“已經失卻了免疫力，相當嚴重地感染了流行的‘猩紅熱’”的顧準，一個“深受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影響”的顧準，一個跟著官方話語鸚鵡學舌的顧準。進而明確指出，顧準思想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凹陷”現象，形成了一個“馬鞍形”，“‘兩個顧準’無非是一種形象的說法，借以區分兩種不同的思想成份。一個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寄生體，一個是民間知識分子思想的獨立體，兩個顧準既是歷時性的，又是共時性的存在”。李慎之不同意林賢治的觀點，并且斷言“只有一個顧準”，認為這與“文化大革命”的“漫天蓋地的恐怖”有關，同時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佐證《息縣日記》是“偽作”，是“完全編假話”，是寫“‘思想匯報’或‘改造收獲’的底本”。陳敏之對李慎之關于有兩個息縣日記的誤解作了說明，但贊同李慎之的觀點，認為他對此作了“很精辟的分析和說明”。
作為對顧準思想的研究，必須對此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釋，才能既對得起死者，也對得起生人。這也是一種嚴肅的負責任的態度。目前出版的兩本顧準傳記和有關顧準思想的研究對此采取了回避的態度，這可能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其實，只要我們用一種平常心態來看待這一問題，從顧準自己的文字中也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顧準是怎么“認罪”和“檢討”的 《顧準自述》實際上是顧準的“認罪”書和“檢討”書。
一般而言，檢討和認錯（罪）應當既全面，又有重點，事實要交待清楚，既不能遺漏，也不應眉毛胡子一把抓。顧準的“檢討”和“認罪”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從全面的要求而論，他從出生一直講到當時，分各個時期詳細加以記述，從重點的要求來看，集中在1956年以后。
在反右派斗爭中，顧準被打成“右派”。他在《自述》中做了如下的“檢討”，“我對于報紙上發表的許多‘右派’言論，諸如詆毀肅反運動、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設計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同情，但是我也有某些界限，……我絕未在公開的會議上，或用文字參加過以‘大鳴大放’為名的向黨進攻。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都是在和黨內同志閑談中流露的”（《自述》第243－244頁）。
關于反對大躍進和三面紅旗以及學術觀點問題，顧準“檢討”說，“1959年9月我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和那時盧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實際上基本一致的”。關于會計學教材問題，1962年在文科教材會議上，顧準與楊紀琬發生過爭論，楊說誰反對現行會計制度就要當心做右派，而“我的會計研究干下去，勢必要反對‘現行會計制度’，……1963年東北調查后就著手寫《社會主義會計中幾個理論問題》了，因為楊紀琬的話對我印象很深，1963年下半年政經組的討論會上大發牢騷，說什么‘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又一次犯了嚴重的右派罪行”（《自述》第281－282頁）。他學習了《論十大關系》，認為通過在農產品收購中貫徹等價交換政策，可以落實“主席關于多發展一些輕工業”的思想，并“把等價交換政策看作遵循價值規律這一客觀規律辦事的表現，……以后把它片面地夸大起來，寫成了《試論》。結果《試論》就成了一篇宣揚修正主義的大毒草”（《自述》第232頁）
在《自述》的最后，顧準還按照檢討的格式寫了兩個部分，“我的反動世界觀和反動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的初步清算”和“我的反動世界觀的階級根源及其反革命本質”。
他說“關鍵問題在于，舊社會的生活使我形成了舊民主主義即民主個人主義的世界觀”（《自述》第323頁），其階級根源在于“我的家世和我早年經歷和社會關系”（《自述》第340頁）。不過，這些話千篇一律，空洞無物，讀起來，確有點沒話找話、裝腔作勢的架勢，但這又是檢討程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自述》和《日記》中，顧準重述官方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如，謳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歷史地位”，贊頌“毛主席的偉大戰略布署”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擁護“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五七”干校等“新生事物”等。
對顧準“認罪”“檢討”的幾點猜測
人的行為都是由其思想支配的，顧準的“自污”行為和重述官方話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否則不可能花費這么多的時間和精力，寫下那么多的文字。現在，顧準已經逝世了近40個年頭，不可能再對他的行為做出解釋。因此，我們以下的討論具有猜測的性質。
綜觀顧準的一生，其在《自述》和《日記》中所做的“認罪”“檢討”，所涉及的事情基本上是真實的。就是那些構成所謂“嚴重罪行”的事情也沒有一點隱瞞。 然而，顧準所有的“認罪”和“檢討”都有悖于他的思想發展和后來的行為結果。所不同的是，以前是直白的和赤裸裸的，后來是學理性的，是從學術理論上進行論證和提供支持。不僅如此，這種“認罪”和“檢討”的表示也有悖于顧準的脾氣和秉性，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關頭，所領導小組派陸裴文和任維忠給顧準送去“右派”平反的報告要他簽字，他義正嚴詞、斬釘截鐵地說，“我根本不是右派，摘什么帽子”，并拒絕簽字。一個一向寧折不彎的硬漢，為什么會采取如此行動？一個思想已經成熟和堅定的思想家，為什么要做出如此與自己的信念相悖的事情？
顧準從輝煌的頂峰跌落到社會的最底層以后，就逐漸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即要“探索”出問題的究竟，解答“娜拉問題”。1952年受到處分以后，他的心情是激動的和悲觀的，是因為他對重新工作抱有希望，寄予幻想。1957年劃成“右派”以后，希望破滅，心情反而“平靜”下來，開始了他的探索。他寫道，“我雖然認為我那些極其反動的“右派”觀點也許錯了，我還沒有徹底弄通這些問題，我要革命，我對這些問題還要‘探索’”（《自述》第250頁）。后來，顧準在底層親自觀察和體驗到當時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我更加堅持要‘探索’――不僅1957年留下許多問題要‘探索’，兩年農村勞動的經歷也提出一系列問題有待于‘探索’”（《自述》第271頁）。不過，這時顧準所堅持的探索尚未完全超越個人沉浮和個人命運的范圍。
經過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的探索，顧準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和理論觀點，只是還未及將其系統化地表述出來。1965年，第二次被劃成“右派”，接著是十年“文革”的浩劫，顧準跌入了人生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特別是他相濡以染、可與之傾訴的夫人采秀自殺身亡，他對死期、死況、遺言一概不知，使得顧準要把他的探索進行到底，這時，他的探索逐漸深化和提高，已經超越了個人命運的范圍，而關注于所有與之有著同樣遭遇的人們，以至提出和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與此同時，顧準的心理和感情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他沒有了當年干革命和搞工作時那種拋妻舍子、義無反顧的拼命勁頭，而多了一些對親人的眷顧和失去親情的悲涼。這不僅成為他生活的支撐，也成為他繼續探索的激勵。我們把《顧準日記》中的最能說明顧準思想的幾段有關文字抄在下面。
1969年11月12日。當工軍宣隊告訴他妻子自殺身亡的消息以后，“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是我還是抑制住，努力把飯吃完，我還要活下去。……這一回，我不服喪，因為我對秀的服喪是終身的。……我至少還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記憶，至少在我心里還要活二十年。九日買了二十個信封和二十五張郵票，那是準備給稖頭、棣妹（顧準女兒的小名）她們寫信的，現在把它擱起來，不到她們來找我，我決不會用它。她們會來找我的，因為既然我決心新生，有朝一日，她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顧慮就會打消。而且我決定不做魏連芟，那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日記》第266－267頁）。
1970年元旦，顧準看了兩報一刊的社論以后寫道，“我的70年代確實也不同于過去任何一個年代。60年代，除62－64的短短三年外，我過的是單獨生活，不過那時至少還有一個實在或意想中的家――窩巢、后方，或所謂的Last refugee（最后的流亡者），喪失它，實際上始自60年代中期，連意想中也徹底喪失，則自70年代始。……三里河的房子要交，我這個不穩固的后方有連根拔掉的危險的消息，給我的最初反應是懊喪和可惜之念，其間也不免夾雜有不久回北京繼續搞研究這種幻想的破滅的成份。細細想來，這不是繼續革命的態度。要繼續革命，就要在任何環境下繼續觀察思考和研究。自暴自棄，何以對死者？――秀永離塵世之際，究竟是怨恨我還是對我有所希望，也許我永遠不能知道了。然而秀實實在在為我而死，我若不能有所作為，我的生命還有什么價值？（《日記》第279－281頁）。
1971年春節。“日子就是這樣過下去了。心情寧靜，只是昨晚夢見采秀，又哭醒了一次。家里一切人睽隔已久，度今年當一一能知消息，料當時心境，當和大夢初醒的Rip van Winkle（瑞普o梵o溫可，美國作家華盛頓o歐文筆下的文學形象，一個在山里沉睡了二十多年，醒來后不能適應現實的人）一樣。不過只要有思想準備，什么消息我都受得了。充其量不過是死人，最親愛的人的噩耗我經受過來了，還有什么經受不了的？今后生活，大體上不過是五年來生活的繼續，沒有夢想什么大變化，大體上也不會有什么大變化。1956年以后我徹底變換了環境，猶如1940年一樣，已經到了溝底，再沉淪下去，也不過剩下埋起來的一著而已”（《日記》第356頁）。
在這段時間，顧準還有很多對母親、妻子和兒女的眷顧和思念。甚至在遺囑的最后還念念不忘“祝福我的孩子們”（《顧準日記》，經濟科學出版社，第406頁）。
顧準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和可貴的思想家，在后半生中，他在“認罪”“檢討”和寫下《新生日記》以后，卻達到了他探索和思考的高峰。《自述》的編者在出版說明中寫道，“《顧準自述》是顧準寫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歷史交待’材料和其他關于自己的身世和思想的檢討文字，明顯地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筆者同意這種說法，但這樣的解釋過于籠統和簡單，因而仍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我們其所以摘錄上述文字，目的在于說明顧準為什么“認罪”“檢討”。從這些文字中，我們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幾點猜測。
一是在沒有必要“認罪”和“檢討”而“認罪”和“檢討”的背后。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以后，他也不可能再回到體制內和革命隊伍中，而現行體制和革命隊伍也不可能再收留他。既然如此，“認罪”不“認罪”、“檢討”不“檢討”都于事無補。但顧準卻做出了“認罪”和“檢討”的決定，并且花費了兩、三年的時間，寫了幾十萬字的“檢查和交待”。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顧準想給人們留下點什么。在當時的環境下，也只有采取“認罪”和“檢討”的形式，才能不使當政者發生懷疑，以至取締和銷毀。其實，《自述》和《日記》給我們留下了他奮斗一生的足跡。讀了這些文字，我們不僅可以對顧準如何達到他思想理論的高峰有所了解，進而加深對他的思想理論本身的理解，筆者對顧準的解讀很多就是從這些文字中得到的，而且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解放前后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對我們重新認識中國也有很大的幫助。
二是顧準的“繼續革命”一語雙關，有自己的特殊含義。顧準的繼續革命，就是要繼續堅持進行他自己的研究思考和探索，并將其用生命進行探索得到的結果寫出來，留給后人。所以，顧準的“認罪”“檢討”決不是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而是要借用“繼續革命”這一口號來進行自己的探索。
三是顧準的這一改變是出于一種策略考慮。既然決心探索，就要盡量設法減少外部的干擾，以便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和平靜的心情。在當時的情況下，“認罪”“檢討”能否減輕“罪責”倒不一定，但至少可以消解對抗，增加相容，減少批斗，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用于研究思考和探索。重述官方和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會不會使領導和群眾相信，也不一定，但至少可以減少敵意、對立和沖突，增加容忍和妥協。所以，“認罪”“檢討”表面是退，實則是進。這里既有實事求是，也有言行不一。前者是指所講的問題都是事實，后者是指所戴的帽子和所喊的口號都是當時主流社會的流行語言，那些對文革的贊頌之詞，對清查"516"的擁護表態，在很大程度上，都不過是掩人耳目的不實之辭，顧準本人并不相信。
四是到了晚年，特別是采秀夫人去逝以后，顧準的思親之情倍增，想以“認罪”“檢討”的行動，換得當權者的某種寬大，以便消除親人相見的障礙，在離開人世以前，能夠見上親人一面。顧準對此寄予了厚望，并深信不疑。這是人之常情，沒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這也是顧準采取很多“反常”行為的原因。在當時的情況下，顧準生前的這一愿望始終未能實現，顧準病危，其母住在妹妹家，因妹夫身居高位，雖近在尺呎，母子終不能相見。五個子女，也因記恨受其牽連，不愿與父親相見。到臨終，顧準仍然是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每每看到和寫到此處，筆者禁不住潸然淚下。
五是從人和人性的一般情況來理解。人是有兩面性的，產生思想矛盾是很正常的，行動和言論的悖論也是普遍現象，有時軟弱動搖、猶豫反復和犯錯誤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人的共性。只要是人，而不是神，包括所有的英雄模范、名人大家、領袖統帥，概莫能外，顧準也是如此。我們沒有必要為顧準講的那些與其思想不相符合的話辯解。在文革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講些違心的話，做些違心的事，都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只要不是存心如此。也許最“好”的人，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人。其實，這樣的人是沒有的。古人云：人無完人，金無赤足。這也是我研究歷史的一個根本出發點。
人的行為都是趨利避害的，從經濟學上來講，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和收益，人的行為都是在這二者之中進行權衡和選擇。從前面的幾點分析來看，顧準的“認罪”和“檢討”基本上是一種策略行為，是為了實現他的探索的目的。但是，嚴格說來，這種策略行為既有利也有害于目標的實現，否則不會出現“兩個顧準”的爭論。在當時的形勢下，顧準已經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也不可能再爬上來，在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并攀上思想的高峰以后，“自污”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污點。這既不會有損于他折下肋骨當火把的堅強精神，更不會影響到他的思想的光輝。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