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頤武:中國人需要鄉賢文化的支撐
最后更新:2015-07-05 17:12:34來源:解放日報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多年來,他一直思考著全球化和市場化激變中的中國大眾文化,用文學理論來審視社會的各種現象。
2014年,他提出“用鄉賢文化滋養主流價值觀”,引起廣泛共鳴和熱議,讓社會對鄉賢文化的當下意義有了新的理解。
他此番演講的題目是“鄉賢是我們走向世界的守望者”——
鄉賢正是中華民族最基層的治理末梢,是社會不斷變化中那根不變的“定海神針”
剛剛趙麗宏先生的演講,讓我知道中國鄉土文化是怎么樣培養出一個鄉賢的——老媽媽把一本歷書傳給他,讓他走得越遠,和家鄉之間的聯系卻越近。這正是鄉賢文化最重要的內涵。
一般而言,人類社會擴大到一定的規模后,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社會組織。在中國的社會組織里,鄉賢一直起著關鍵作用。
中華民族是一個農耕民族。鄉賢首先是傳統農業技術的掌握者。他們熟悉季節的變化、播種的節奏,指點大家播種收割、進行農事。因此對農耕文化來說,鄉賢有著很高的指導地位。
更進一步說,鄉賢為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提供了支撐。中華民族的治理方法歷來非常獨特。傳統的社會治理中,縣以下不設衙門,沒有政府機關。那么鄉村怎么治理呢?靠的就是鄉賢。
我們一直依賴血緣。宗族關系建構起儒家的基本倫理。在這種人際關系中,社會迫切需要有經驗、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給予精神上的滋養,維護社會的秩序。鄉賢正是中華民族最基層的治理末梢,是社會不斷變化中那根不變的“定海神針”。有了這股穩定的支撐力量,社會才能更加井然有序地發展。
到了近代,中國在100多年里,經歷了“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這場令人震撼的變局,我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21世紀,又有學者提出,近十年世界似乎又將面臨一場變局。由西方文明主導的歷史,將會產生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核心就是中國的崛起。
今天,中國成為一個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工業化,給農村、也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變化。比如在河南鄭州的富士康公司,來自河南農村的那些小伙子、小女孩,在那里每天生產蘋果手機。所以,當我看到蘋果公司CEO庫克在發布會上拿起蘋果手機時,心里不禁莞爾——這些都是河南人生產出來的。
中國改變了世界。可是我們自己又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今天,如何尋找自己,成了最大的挑戰。也正是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中國鄉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空心化”問題。青壯年勞動力都外出打工,鄉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與此同時,鄉村的價值觀也呈現出復雜的變化。
而我認為,面對這些變化,鄉賢與鄉賢文化在今天又有了新的意義。
今天,價值觀的迷茫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對鄉賢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00年來,現代政府機構已經延伸到鄉村。對基層社會治理而言,傳統鄉賢需要承擔的功能,今天似乎已無必要。但是今天,價值觀的迷茫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對鄉賢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鄉賢在農村重建的過程中,在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中,起著尤為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把這些作用歸納為三個比喻。
第一,鄉賢是“黏合劑”。他們能把原本外出打工、離開家鄉的人,和本鄉的人重新黏合在一起,重新凝聚認同。
對家鄉的認同,歷來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我們是從家族認同,到鄉土認同,再到國家認同。剛才的演講中,因為一位送歷書的老奶奶,趙麗宏先生對家鄉有了一份永遠的記憶,此后他在任何地方,走得再遠,仍然把崇明當成家鄉,當成自己的根。這就是鄉賢形成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我是一個溫州人,但我生長在北京,聽不懂父親的溫州方言。每次父親和鄉親在家里聚會,我聽不懂他們的鄉音時,就覺得非常尷尬。我看到父親充滿感情地和他的老朋友緊緊握著手,用我不熟悉的方言,聊著關于家鄉的故事。這時候,我會有一種沖動,覺得自己作為一個漂在都市里的人,愿意學習溫州的文化,了解自己從哪里來。
有了黏合劑,中國人走得再遠,都會像風箏一樣不斷線。全球化的今天,幾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我們的同胞。他們一直保持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因為有這些“黏合劑”,把他們黏在一起。
第二,鄉賢是“轉換器”。在市場經濟體系下,現代的法律制度以西方契約精神為核心。這套法律制度怎樣與中國傳統的鄉土人情無縫融合,恰恰是中華文明未來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我們需要“轉換器”。
今天的鄉賢,不僅是過去飽讀儒家詩書的文人,更是有著新的全球意識、了解西方文化又了解中國傳統的人。他們在經商、創業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經驗。當他們回鄉時,愿意把這些經驗傳授給自己的鄉親,讓鄉親們可以融合中西文化,適應劇烈變化的全球化進程。我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尤其需要這種內部的穩定性。
第三,鄉賢是“安全閥”。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變化可謂劇烈,各種價值觀、倫理觀碰撞交織。比如說中國傳統的孝道,現在正面臨沖擊。
中國傳統觀念中,老人一定要有子女盡孝。因為年輕時,他們管子女管到底,等他們老了,子女也要管他們管到底,養老送終,這就是中國文化,提倡我管你、你管我的孝道。有了這樣的理念,今天的老父老母一般都愿意幫子女帶孫輩,這對年輕人的勞動力是很大的解放。
然而在西方,很多學者的太太,本來都是優秀的學者,但她們一旦懷孕以后,只能回家帶孩子,就是因為沒有父母給他們支撐。因為西方社會中,我不管你,你不管我,也是一種倫理。年輕人到18歲以后,父母就不管了。等到父母老了,他們也不要求年輕人管。
可是現在,中國的家庭倫理出現了一種價值的錯位。中國年輕人希望父母管自己一輩子,因為中國父母歷來是管到底的。但等到需要年輕人養老人時,他們又不愿意管父母了,會借口說,你看西方老人,年紀大了就自己住養老院,從來不需要子女操心。
當中西價值觀劇烈沖突時,哪一個對我們有利,我們就選哪一個。面臨這種錯位時,就需要有一個安全閥,一個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因而,鄉賢的號召,鄉賢的楷模作用,在此重新有了意義。
鄉賢文化是一種價值的傳承、社會的支撐
中國人最重故土。在印尼、緬甸,中國的同鄉會發揮著巨大作用。而在北京,歷來都有很多同鄉會館,比如紹興會館培養出了魯迅。
鄉賢的核心正是對故鄉的一份愛。孔子說:“泛愛眾而親仁”。社會的倫理秩序不僅依靠血緣,鄉里鄉親是超越血緣關系的一份認同。當中國社會經歷了100多年的變局后,在鄉里基層始終有一種不變的力量存在,這種力量就是以鄉賢為中心的心理認同。這種認同讓中國人不管走到哪,只要聽說是同鄉,一般就會愿意幫助他。走得再遠的人,在同鄉人群中也總能找到一份慰藉。
今天,中國文化又到了一個歷史的變遷點上。面對歷史契機,我們又開啟了一次文化自覺的歷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鄉賢把傳統的文化和精神教給年輕人,我們的下一代就難以有凝聚力,甚至會缺乏走向未來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文化是一種價值的傳承、社會的支撐。
我發現,中國的很多年輕人,看到遼寧號航母很激動,看到飛船登月很激動,看到一帶一路的未來很激動。他們說,“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這說明,100多年來,中國人從來沒有喪失自己文明復興的愿望。而機會,從未像今天這么近過,所以年輕人相信,中國未來會走得更遠。
事實也確實如此。中國勞動者走向全球,但依然懷揣著“離土不離鄉”的情感。中國年輕人留學回來,帶回各種科學技術和新鮮的理念,尋求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在改變世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他們身后總有一些默默無言、凝視著他們的背影、給他們支撐的中國人,那些就是鄉賢。
有了這些鄉賢,當我們走出去時,會感到心安,感到這個社會是牢固的,自己的家鄉是安定和諧的。無論走得多遠,都有一些守望者,在凝視著我們的背影,在背后做我們的精神支柱。即使全球的秩序、價值、倫理正處在重整的過程中,但中國人走向未來的道路,卻依然堅定,充滿希望。這就是鄉賢的力量,鄉賢給了我們安定踏實的感覺。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需要脊梁。有了脊梁,我們才能站得更直,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中華文明靠這股力量生生不息,五千年來沒有衰敗滅亡。今天,中國在走向未來的道路中,依然需要一個堅實的基礎,需要這股力量。它就在我們的鄉村。鄉賢文化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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