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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親愛的，”他喃喃地說，身子發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那您就談談哲學嘛，”伊凡·德米特里奇譏誚地說。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對了，對了。……有一會您說俄國沒有哲學，可是人人都談哲學，連小人物也談。然而要知道，小人物談哲學對誰也沒有害處啊，”安德烈·葉菲梅奇說，那聲調仿佛就要哭出來，引起別人的憐憫似的。“可是，我親愛的，您為什么發出這種幸災樂禍的笑聲呢？如果小人物不滿意，怎么能不談哲學呢？一個有頭腦的、受過教育的、有自尊心的、愛好自由的、具有神的相貌的人，卻沒有別的路可走，只能到這個骯臟而愚蠢的小城里來做醫師，一輩子跟拔火罐、水蛭、芥子膏打交道！欺騙，狹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說蠢話了。要是不愿意做醫師，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好一幅“哲學治療”的圖景！同時卻是“小人物談哲學”的窘境。對于小人物來說，哲學治療的企圖無疑失敗了。列寧的恐懼是否與此有關？只有等到他創立了列寧主義，列寧才能擺脫這種恐懼。列寧主義，那可是大人物的哲學。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丁玲在延安整風發動之際發表的短篇小說《在醫院中時》（后改為《在醫院中》）——他的這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引爆文藝整風的原因之一——其實也受到了契訶夫《第六病室》的影響，女醫生陸萍同樣是在第六號病房里遇見了沒有雙腳的病人。但丁玲的用意卻和契訶夫迥異。陸萍在上海的一個產科學校畢業，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想成為一個“活躍的政治工作者”，然而卻在惡劣的醫院環境下——只有一個注射針，對病人毫無“人道主義的同情”——四處碰壁，在熱情投入工作時煤氣中毒幾至喪命，后來被一個到蘇聯去過的失去雙腳的病人說服：

“誰把你的事告訴我的呢？這些人都明白的，你應該多同他們談談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幾個人身上，否則你會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種劇烈的自我的斗爭環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一部分即針對丁玲而發。丁玲在面對蜂擁而來的批評時說：“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忌和過錯，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自己的軀殼順水流去的感覺，一種翻然而悟，憬然而懼的感覺。”她已試圖放棄“小人物談哲學”而皈依“大人物”的哲學，皈依毛澤東思想。

黑格爾說：“在東方,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在希臘,只有一些人是自由的。 而在日耳曼各國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在另一個地方，他說得更為清楚：“東方觀念的光榮在于‘一個人’（the One Individual），一切皆隸屬于這位客觀的存在，以致任何其他個人皆無單獨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體的自由里照不見他自己。……一方面是持久、穩定，——可稱為僅屬于空間的國家（與屬于‘時間’者有分別）——乃非歷史的歷史（unhistorical history）；例如中國”。這一個人當然是大人物，是皇帝。

如果我們接受黑格爾的說法，聯系《第六病室》和《在醫院中》，可以說，那些小人物的哲學恰恰就是自由。無自由，即無歷史，也即，無哲學，即無歷史。（當然，這恰好也讓我們中了黑格爾邏輯的圈套。哲學的詭計？不！）

哲學就是自由，其實并不難理解。哲學就是自由，這也是“哲學家的哲學”留給我們的啟示，其典范就是“蘇格拉底之死”。還有比哲學/自由更值得以死去爭取的嗎？蘇格拉底的罪名是，他的哲學“毒害”了雅典的青年。哲學畢竟不利于他們服務于城邦。

是不是因為要為蘇格拉底復仇，柏拉圖才設想出了哲學王？這樣，“哲學家的哲學”就變成了“大人物的哲學”，而它原本只是“小人物的哲學。”所有人都在談論一個大人物的哲學，這樣的時代有多么可怕，我們都領教過了；所有人都在談論一個大人物的哲學，那也有可能催生無數小人物的哲學，我們只有在避之不及的時候才愿意和它親近，雖然那無比凄涼，無比哀婉。那么，既然我們不是哲學家，有沒有可能在大人物的哲學和小人物的哲學之外，找到屬于一個人——一個人，而非皇帝——的正常的哲學，或曰一個正常人的哲學？

一個國家的人們普遍信仰唯物主義，最終卻收獲了貧窮，這可能構成了一個哲學笑話。但當他們擺脫了貧窮，卻沒有成為精致美妙的唯心主義者，卻又構成了哲學的尷尬。

其實，哲學并無大小之分。所謂“大人物的哲學”和“小人物的哲學”，產生于哲學在政治擠壓下的變形。哲學，是復數的；在虛構的意義上它們甚至是平等的。一個例子就是古羅馬皇帝馬克斯·奧勒留，他是一個皇帝，但他更明白自己是一個人。他力爭成為一個正常的人；作為人，他選擇了大多數人會選擇的斯多噶主義：“靈魂乃天賜，圣潔不動情。”

不同領域的人都可以產生哲學，但哲學，還應該是那些在各自領域達到頂峰的人彼此交流的結果。詩人作家最容易選擇斯多噶主義。奧勒留的哲學可以和詩人作家分享，取消了“大人物的哲學”和“小人物的哲學”的差異。

   一個人選擇浪漫主義，他的生活就充滿了危險的偶然性；一個人選擇存在主義，他的生活就充滿了荒謬；一個人選擇頌揚上帝的形而上學，他的生活就充滿了莊嚴和神圣。

也許你會反過來說，一個人的生活樣態決定了他選擇的哲學。但我更愿意相信：最終是一個人選擇的哲學，決定了他的生活的氣質——或品質——和存在的基調。

王東東，1983年生于河南杞縣。詩人，文化批評家。《1940年代的詩歌與民主》獲2014年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臺灣第四屆人文社科思源獎文學類首獎，并將由臺灣政治大學出版。有詩集《空椅子》、《云》面世。寫作之余，也從事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