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作者、史學家彼得·蓋伊去世 享年91歲
最后更新:2015-05-14 23:29:54來源:東方早報彼得·蓋伊
1923年6月20日出生于柏林
2015年5月12日病逝于紐約,享年91歲
早報綜合報道 5月12日,美國猶太裔史學家彼得·蓋伊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這位學者在他的一生之中筆耕不輟,且涉獵頗廣。在他的二十多本專著中,彼得·蓋伊討論過啟蒙時代、魏瑪文化、資產階級的興起、弗洛伊德等等,今年初,他以91歲高齡還出版了一本新書《浪漫派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
彼得·蓋伊曾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先后擔任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的海外研究員、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的訪問學人等,并于1984年榮任耶魯大學的史特林講座教授。他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和史學家之一。他的部分作品也曾被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比如剛剛由世紀文景出版的《啟蒙時代》上卷。
進入歷史系“就像回家”
蓋伊1923年6月20日出生于柏林,猶太人的身份使他青年時代在納粹德國深受迫害。1938年蓋伊被迫離開學校,第二年在美國親戚的幫助下,乘上了去往哈瓦那的最后一班輪船。在那里,他上商科學校,并自學英語。他們一家最終在1941年得以入境美國,定居丹佛。如果說,少年時期受到父親無神論的熏陶,讓蓋伊從心底成為啟蒙思想的服膺者,青年時期在納粹德國所遭受的種族迫害、所經歷的“非理性的勝利”,更使他堅定了世界主義的信念。
一到美國,他就全身心地致力于學術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后,蓋伊的第一份教職是公共法律和行政。1952年,蓋伊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這本書收獲不少好評并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獎項,但蓋伊卻并未獲得應有的回報,“盡管我有這些學術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們,卻很少愿意從底下的精英年輕學者中(當時這些年輕學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最后,這些老教授憑著他們的智慧,決定讓一位年輕學者得到升遷機會,而我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任教八年后,蓋伊轉至歷史系工作,他把這次工作上的轉變稱為人生中繼逃離德國之后的第二次“放逐”——離開德國使他擺脫了生活中的壓迫,而轉入自己熱愛的研究學科使他獲得了精神上的解放,“事業上的這種轉變,對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樣。”
進入歷史系后,彼得·蓋伊陸續創作了數量巨大的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為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幾乎每十年就一變: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他的代表作是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啟蒙時代》;到了1990年代,五卷本巨著《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問世,這五冊關于19世紀布爾喬亞階級文化經驗的史作,則被人稱道為是一部需要“一位擁有十足的勇氣和廣闊知識的當代史學家”,以其“取用不竭的精力、耐心和奕奕之精神”來完成這個“龐大且令人感到興奮的、有野心的計劃”、“重要的歷史書寫工程”。而在結束了45年的教學生涯之后,他又在耶魯大學寫作《我的德國問題》;退休后創作了《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他的全部作品達25本之多,且多是大部頭。
《啟蒙時代》
是其最重要作品之一
彼得·蓋伊是一位既受學界肯定,又受讀者歡迎的歷史學家,然而他的作品被譯介進入中國,卻是21世紀之后的事情。他兩卷本的《啟蒙時代》今年剛剛由世紀文景出版上卷,這一著作是關于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被認為是20世紀對啟蒙運動作出整體性詮釋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該書譯者、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認為,《啟蒙時代》遲遲未被引入中國的原因與中國對西方思想接受的特殊順序有關,“在被稱作‘新啟蒙時代’的中國1980年代,大家關注的并不是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而是20世紀的新思想、新理論。當時國門剛剛打開,這些‘新東西’以壓縮的方式蜂擁而入,人們應接不暇。這種情況延續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直至進入新世紀,學界發現,我們還需要做很多追溯性工作,從而有了一股大規模譯介西方傳統經典和闡釋作品的潮流。”
因為有躲避納粹迫害而逃難美國的經歷,蓋伊從少年時就服膺啟蒙思想,在《啟蒙時代》中,他把啟蒙運動放到宏大的西方思想史中考察,從思想史研究進入了社會史研究。在蓋伊筆下,啟蒙運動不僅僅是一些哲學、思想,更是一場運動,一個歷史事件。此外,在《啟蒙時代》中,蓋伊“重建”了歷史畫面,在他的筆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等人并不是憑空產生了思想,“他們本身也在試探,也在摸索。”劉北成認為,彼得·蓋伊寫的是“啟蒙思想產生的過程,是哲學家對當時出現的各種問題回應的過程”。
1930年代,當時的美國學術界和普通民眾,對啟蒙運動的精神遺產并不以為然,要么將啟蒙運動與極權主義思潮相聯系,要么認為自由、民主等立國的精神并不源自古老的舊大陸上發生的這場思想運動。而在查閱了成堆似山的史學資料基礎上,蓋伊認為當時人們對于啟蒙運動和啟蒙思想家的諸多偏見,值得他用一系列作品加以反駁。挑戰權威、提出“異說”過程中的遭遇并不愉快,但是正是這個過程中受到的質疑和冷落,激發了蓋伊的能量,使他堅信自己正循著一條少有人探尋的道路前進,并支撐他投入到接下來的研究工作中,反復探索18世紀這樣一個“理性的時代”。
但蓋伊的學術貢獻顯然不止于此,在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前主席余寶林看來,“我們也不能忘記,蓋伊教授在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這兩個方向的研究。此外,他還著有其他不同主題的作品,諸如關于: 伏爾泰、莫扎特、魏瑪文化(Weimar culture)、殖民地時期美國(colonial America)的新教徒史學家等主題,不勝枚舉。蓋伊教授近期關于19世紀的大著,廣受好評。而且,其于各著作書末,針對參考書目所寫的評介,也都是令人贊賞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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