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希望成為有趣有錢的人 實在不行光有錢也成
最后更新:2015-05-14 23:30:15來源:北京青年報答題者:馬伯庸
提問者:劉雅麒
時間:2015年5月10日
馬伯庸小傳
馬伯庸(筆名),1980年出生于內蒙古赤峰,長在桂林,學在上海,據說曾經留學新西蘭數年,現居北京,是一家公司的白領。他“樸實剛健,情緒多變,事少食煩,低調愛現”,晝伏夜出,喜獨居,愛吃煎餅,最喜歡的城市是天津,因為天津產煎餅。他空閑時間寫作,作品滑稽但不膚淺,逗趣而不低俗。有人說他是“文字鬼才”,他用筆墨談笑風生,把奇思妙想匯聚筆端,妙趣橫生讓人會心一笑。有人說他是“文體家”,他雜糅多種文體,把歷史與現實混搭,光怪陸離的文字世界里不乏對歷史、對生活嚴肅認真的思考。他認為作家是狀態不是職業,自己只是個業余文學愛好者,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和志趣相投者分享自己的想法。
問1
你的幾本代表作都是與三國時期有關的,為什么對“三國”題材情有獨鐘?
答
馬伯庸:四大名著里,《西游記》講的是幾個人(或妖)的生涯歷程,《水滸傳》說的是一個團伙的起興聚滅,《紅樓夢》反映的是一個家族悲歡離合,但《三國演義》的氣質卻十分獨特,它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大時代的風起云涌,故事早在幾個主角出生之前就開始了,主角們活躍的篇章里,仍有無數個支線故事同步進行,而在主角們去世之后,歷史仍在繼續。讀者看到的是一個龐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能看到無數人的命運,無數命運的抉擇與后果——這與其他三部名著都大不相同。
對作者來說,三國題材意味著更多:這是一個充滿了可能性的開放世界,或者說得通俗點,三國是一個大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既可以寫金戈鐵馬,也可以寫兒女情長;既能寫宮斗的勾心斗角,也能寫男子漢的理想與現實抉擇。甚至我們可以把視角再放得開一點,三國背景的推理小說,三國背景的間諜小說,三國背景的懸疑小說、奇幻小說……這么說吧,幾乎所有的題材,都可以在三國這個大框架下得到發揮。
更何況,我是個有“三國”情結的人。從小聽著三國評書、看著電視劇、玩著三國游戲長大,再大一點看《三國演義》,后來覺得不過癮,開始研讀《三國志》、《后漢書》、《華陽國志》等一系列史料,醉心于正史中那些英雄的真實經歷。從小到大,我耳濡目染都是三國的東西。坦率來說,三國在中國歷史里只是短短一瞬,并不是什么關鍵階段,不過對我等粉絲來說,三國卻是一種情懷、一種文化,或者說是一位從小陪伴我成長的親人,一讀即感覺到無比的親切,這是使得三國區別于其他任何一個朝代的原因所在。
問2
有人說你的創作是“惡搞”、“混搭”,你自己怎么看?
答
馬伯庸:我一直堅持這樣一種文創理念:文學之間從來不存在什么藩籬。任何主題,可以通過任何文學范式和題材表達。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吧,舊體詩是典型的中國古典文學范式之一,詩中主題和元素都是濃濃的中國式意象,這對讀者形成了一個刻板印象:似乎中國的舊體詩,必須得吟誦中國——起碼是東亞的主題。雖然此事從無明文規定,但大多數人已經習慣了這個思維方式,一說作詩,提起筆來非得是中華風物和意象不可。
但真的就該如此嗎?我們放開眼光,放開想象,用七絕去寫點異域題材行不行?說說歐美風物,詠詠新鮮事物比如手機、電腦,為什么不成?這個并沒有限制,但大部分人都被習慣束縛住了。
道光年間,曾經有人游歷倫敦,寫了一系列《蘭墩十詠》,以古詩描摹倫敦風光。比如他寫,“富庶煙花地,帝城雙鳳闕。人工開物華,云樹萬人家。公子馳車馬,佳人曳穀紗。六街花柳地,何處種桑麻。”此詩寫的是倫敦蘇荷區(Soho) 紅燈區,“六街”本來是指唐代長安城的六條主要街道,這里代指倫敦城。詩人用中國古代典故譬喻歐洲城池,讓人耳目一新。
黃遵憲出使美國時,留下許多詩作,比如,“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寫的題材雖是歷代寫“濫”的相思之苦,但別開生面地引入了時差的概念,不在美國絕不能想到。他們的腦中,文學的藩籬已經被移除,可以輕松地把古典詩歌與現代意象混搭在一起,并不違和。推而廣之,不只是詩歌,所有的文學題材、形式都可以如此操作。拿莎翁體十四行詩贊頌唐僧的求法精神,用太平歌詞來慶祝威廉王子喜得貴子,南美魔幻主義的唐傳奇,四駢六麗的圣女貞德大傳,有什么不應該的呢?
所以我覺得,混搭是一個很好的文學思維訓練,它可以破除掉心中障礙,讓創作的領域更加廣泛。同時對讀者也是個全新的體驗。
問3
你有寫作上的短板嗎?
答
馬伯庸:有啊,我不會寫言情,不會寫女人,難得寫上幾段,總被人嘲笑是“直男的想象”。我媳婦幫我分析過,說寫感情戲一靠天分,二靠經驗,你沒天分,想要改善就只能靠經驗了。我心中一喜,說你的意思是,我必須得出去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才行,對吧?我媳婦說對啊,但是有一個前提,你的目的是改善自己寫女人的能力,所以談戀愛的時候,你必須讓自己帶入女性視角,以女性身份去談,去體驗才成。
我到現在都沒勇氣下這個決心。
問4
你生在1980年,請問你認為自己的創作有80后作家的共性嗎?
答
馬伯庸:用年代去劃分作家是一個粗暴的分類,就好像用星座或者屬相去對一群人做區分——方便是很方便,但沒有意義,寫東西又不是上學,非得畫一條年齡線出來。
如果非要問80后作家有什么共性的話,我只能說,比起80前作家,80后的這些作家彼此之間的共性越來越少,個性越來越強。他們生于改革開放之初,正是這個國家向世界打開窗戶的年代,他們的童年和青春期不再浸泡在僵化、刻板的單一文藝形態里,可以接觸到豐富多彩的各種小說、影視、動漫、游戲乃至社會思潮、理念,每個人的個性,都有了充分可以生長的空間,所以培養出的作家,也是各有各的想法與風格,其種類之豐富,不是80前作家所能比擬的。羅素說過,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我的興趣方向是文史類,但從未給自己下一個定義或限制,科幻也寫,奇幻也寫,既寫過古董鑒賞類的現實題材,也玩過武俠小說和西方中世紀文化的嫁接。所謂80后作家的共性,大概指的就是這種擁有無限可能的創作熱情吧?
問5
通常什么能激發你的創作靈感?
答
馬伯庸:我喜歡傾聽別人講話,不光是熟人的,任何人的都行。我在辦公室時,會聽同事們閑聊;在坐地鐵時,會聽旁邊的乘客說話;出去旅行時,喜歡搜集沿途各種民間故事。對我來說,這些都是老舍先生所謂“活的語言”,是當下的人正在使用的語言。它們妙趣橫生,生活氣息十足,有一種未經雕琢的睿智和坦率,遠遠要比悶在家里自己瞎琢磨的東西更鮮活。
我記得有一次坐公共汽車,我在后排,前排一個姑娘拿手機在訓斥男朋友,聲音挺大,所以也不能怪我偷聽。姑娘訓了半天,估計男朋友在那邊服軟了,我猜他說了句類似“行行下次我聽你的”的告饒,姑娘杏眼一瞪,脫口而出:“你聽我的?你耳朵眼兒有那帶寬嗎?”
帶寬是個新詞,形容網速的,姑娘卻直接拿來形容男朋友不聽話,可謂神來之筆。年輕人一聽就懂,會心一笑。她男朋友后來怎么樣了我不知道,但這句經典比喻,后來被我寫進小說里去了。激發靈感,還得靠接通地氣才成。
問6
你創作風格的形成受誰影響最大?
答
馬伯庸:老舍、王小波、馬克·吐溫,排名不分先后。他們讓我知道,有趣是一件很奢侈、很難得但很偉大的品質。三位都以幽默而著稱,但幽默從來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他們會用幽默的姿態去講述一些深刻的道理——讀他們的東西,就像是一位老朋友,斜靠在沙發上,一臉壞笑地跟你說:“嘿,你知道嗎?最近有這么一件好玩的事兒……”
問7
你對故鄉的情結?
答
馬伯庸:從前有個算命的,說我的命格是飛馬食祿,注定四處亂走。我雖然從來不信這些東西,但這句話倒是沒說錯。因為父母工作的關系,我從小就不停地在轉學,小學到高中大概轉了差不多有13次。對我來說,保持聯系的同學屈指可數,同學會也幾乎沒參加過,沒辦法,在一個班級里待的時間太短,還沒混熟就離開了。
在我的童年記憶里,生活就是從一個城市搬向另外一個城市,所以我對故鄉的情結,是流動而稀薄的,它不是一個固定的地點,而是無數散碎的記憶片段。就像是電影膠片,一幀一幀地看毫無意義,必須要連綴一起播放,動起來,才能呈現。
問8
做過最有趣的夢?
答
馬伯庸:我這個人很奇怪,每天晚上都會做夢,而且每個夢都十分詳細,戲劇性頗強,我醒來的時候可以回憶起許多細節,有時候甚至夸張到夢見看報紙,報紙上的新聞都記得清楚——而現實中根本不存在這張報紙,完全是夢里構造出來的。
不過這種記憶,只能維持在醒來以后的幾分鐘內。幾分鐘后,記憶就會迅速消退。于是我會把手機擱到枕頭邊,如果夢里驚醒,就立刻記下來,以后可為談資,或者作為素材。
有一次去武漢簽售,在飛機上睡著了。我在夢里拿起kindle讀《紅樓夢》,恰是烏進孝交租一節。鄰座老頭湊過來說這書很深,有些東西得仔細講,然后一項項“分說貨單”,無不大有深意。飛機落地,我請教姓名,老頭指著候機樓“武漢”二字微笑。我倏然驚醒,發現飛機還在飛,身旁一白領正沉睡中,不見老者。
還有一次,我夢見自己和六個人去了一座荒涼別墅,主人遲遲不來。那六個人發現,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跟我認識,開始指責我。然后我一下就醒了,發現自己在警察局里,警察告訴我那六個人其實在去別墅前一天就被殺了,別墅監控錄像顯示,房子里只有我一個人,面對空氣演著那六個人。
所以我沒法講哪個夢最有趣,只能說我睡眠不好,總是淺層……
問9
生命中你最感激的是什么?
答
馬伯庸:最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他們對我從小一直處于放養狀態,從來不用奇怪的規矩約束我。尤其是在閱讀方面,完全放任自流。
我小時候,家里有一個大書架,書架上有一大堆書。最高一層是業務技術類的,接下來的幾層雜亂無章,什么都有,從《紅樓夢》到《第二次握手》,從魯郭茅巴老曹到大仲馬、西德尼、西村壽行,一應俱全。這個書架對我是完全開放的,父母只有一個要求:看完后放回原處。
得益于這種自由,我每天都會在書架前待上兩三個小時,隨便抽一本看,大多似懂非懂,好多字不認識,也無所謂,先看插圖,再看字,胡亂翻書——用現在的話說,叫做浸入式學習——看得多了,慢慢就有了興趣和感覺。
我真切地記得,有一次我翻出一本《金瓶梅》,正好我爹進來。他看到我手里的封面,一愣,問我知道這本書講的是什么嗎?我說梁山好漢吧?(當時我在聽《水滸》的評書,對梁山好漢十分崇拜)我爹想了想,說對,啥也沒說就走了。我翻看了半天,還沒開始打仗,全是男女對話,十分不耐煩,遂扔開不看。
現在回想起來,我爹那時真是夠開明的,而我那時真傻。
問10
你可以接受平庸的狀態嗎?你對當下流行的成功學怎么看?
答
馬伯庸:一個人最重要的能力,是認清自己的極限所在。只要能達到自己所能做到最好,哪怕平庸,也可以接受。
就拿我自己來說,我的數學不好,恐怕比平庸還差點。但我知道,自己這輩子的數學造詣也就這樣了,再如何使勁也不會進步,所以我對此處之泰然,不會痛心疾首,也不會患得患失。當然,換個說法,就是認命了。
與之相反,倘若一個人明明可以走得更遠,卻因為自己的原因止步不前,這種平庸才是不能接受的。十幾年前,我在一個極小的文學論壇混,認識了一群喜歡寫東西的網友。其中有好幾個人,擁有極好的文字天分,靈氣十足,讓我羨慕不已。可是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們要么忙于工作,要么結婚生子,東西越寫越少,逐漸淡出視野,泯于眾人。我們偶爾還會見面、聊天,但再也看不到那么美妙的文字了。
每每思之,不禁扼腕嘆息。
至于成功學。我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叫做《末日焚書》。在不遠的未來,整個中國被突如其來的寒冬所籠罩。一群人困在一個圖書館里,為了取暖,必須要燒書。但是,究竟先燒哪一類,后燒哪一類,哪些書絕對不能燒,幸存者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眼看溫度越來越低,他們被迫要做出選擇。所有人一致同意,先把所有的成功學扔進火堆里。
這就是我對成功學書籍的態度。
問11
感到無聊的時候你會做些什么?
答
馬伯庸:我會做一些思維訓練,給自己一個命題,然后以此為基礎瘋狂地想象下去。
我經常用到的一個命題是:虛構一本從來沒存在的書,想象它的主題、內容簡介、封面圖案、名家書評、作者的創作意圖和軼事,盡量煞有其事地補充除了內容以外的各類細節,使之豐滿如真實存在一般,然后把它放到我想象中的書架上去。以后再碰到無聊的時候,我就信手抽出一本,靠回憶來閱讀。
在我的虛擬書架上,有這么一本書。我曾幻想路遙在寫《平凡的世界》時,在稿紙背面寫下了另外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落水的田曉霞,她死里逃生卻遭遇失憶,被人救起以后開始了另外一段人生。幾十年后她和孫少平在街頭偶遇,擦肩而過,互不相識。可惜的是,這份稿紙被編輯忽略了,一直丟在存稿箱中。直到幾年后路遙去世,一個新畢業的編輯打算準備紀念專題,無意中把存稿箱打翻在地,這才發現稿紙背面的秘密。不過老編輯認為這個故事會損害《平凡的世界》的形象,于是只印制了一千冊,贈送給路遙的親朋好友,書的封面是個巨大的漩渦。其中一本,不知如何流落到了桂林臨桂中學,扉頁還蓋有臨桂中學圖書室藏的紅章。里面的借書卡里只有一條借閱記錄,是個女孩借走的。她比我大一屆,喜歡穿米黃色的毛衣,宿舍里的臺燈用粉紅色的紙罩著。
我書架上的另外一本書,叫做《廷巴克圖故事集》。在1822年,英國組織了一支探險隊,從的黎波里出發,計劃南穿撒哈拉沙漠,尋找尼日爾河與尼羅河的源頭。探險隊中有一名人類學家,叫做塞繆爾·歐內斯特,他抵達廷巴克圖之后,注意到當地圖阿雷格人部族存在著一種奇特的風俗:酋長在死后會被部落巫師敲破腦殼,接出腦漿,摻雜著蜂蜜和椰汁給被選中的孩童服用。那個孩子就會流利地背誦出一段故事,然后一生都無法發出聲音。這些故事巧妙而有寓意,被認為是神的意旨,所以不允許被記錄下來。于是歐內斯特花了13年時間,等待每一個類似的儀式,偷偷記下了幾十個故事。可惜他的行為最終被土著人發現,慘遭殺害。他死后,腦漿也被土著人用同樣的方式制成飲料,盛放在他生前用過的水壺里。
后來該部落被殖民者屠戮一空,這個水壺與記錄手稿被送回葡萄牙,作為遺物交還給歐內斯特的遺孀。這份手稿一直沉睡在舊物箱里。直到有一天歐內斯特的孫子無意中打開水壺,喝下他爺爺的腦漿,當著家人的面高聲說出這些手稿的來歷。歐內斯特的工作才公之于世。手稿于1923年結集出版,命名為《廷巴克圖故事集》,版稅用來為歐內斯特的孫子治療啞病。該書的第一版中文版在1973年的臺灣出版,但銷路不佳,名人里只有鄧麗君買過一本,并遺落在雅加達的旅館里……
我的書架上,這樣的書有二三十本。閑著無聊但又無法騰出手的場合,我就會在腦海里抽出一本,閉上眼睛閱讀。
問12
你最喜歡自己的什么品質?
答
馬伯庸:我在知乎有一個簽名:希望能成為一個既有趣又有錢的人,實在不行,光有錢也成。本版文/劉雅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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