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抗戰遺跡現狀:北大紅樓昔日"地牢"成庫房(圖)

最后更新:2015-05-14 23:30:14來源:新京報

段府

  昨日,北京大學紅樓大門。1938年至1943年期間,北大紅樓曾是北平日本憲兵本部及分隊所在地。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

  新京報訊 七七事變后的北大紅樓,一度淪為日軍憲兵司令部,成了關押殘害愛國志士的人間地獄。這段黑暗的往事現在卻很少被提及。

  昨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部分委員考察了北大紅樓。委員們建議,應該在此設立標識,將其確立為“日軍侵華罪行遺跡”來昭示世人。

  現場

  紅樓昔日“地牢”成庫房

  1938年至1943年的五年時間里,北大紅樓曾是北平日本憲兵本部及分隊所在地。走進北大紅樓,通往地下一層的入口處擋著一塊辦公區的牌子。昔日日本憲兵隊的審訊室和拘留室就在下面。

  順著陡峭的臺階走下去,一股陰冷潮濕的氣息撲面而來。只見一條1米多寬的通道兩側,是一間間房屋。據北大紅樓相關負責人介紹,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這里審訊過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還有一批燕大師生曾被關押在這里,其中包括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著名演員孫道臨等。

  “當年的審訊室和拘留室主要作為庫房使用了。”該負責人介紹,紅樓1943年交給偽北大使用,審訊室和拘留室早已看不出痕跡,但整體格局還是當年的老樣子。

  建言

  設“日軍罪行遺跡”標識

  在今年北京市兩會上,市政協委員、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長孔繁峙就曾提案建議,確立和公布北京地區“日軍侵華罪行遺跡”。

  孔繁峙說,長期以來,北京只注重一些有教育意義的、與重大事件有關的抗戰遺址以及日軍殺人遺跡的保護與宣傳,如盧溝橋抗戰遺址、平谷魚子山、密云古北口以及“萬人坑”等。對當年日軍在全市設立的軍事機構或設施等侵華罪證關注不夠,例如侵華日軍司令部(段府)、憲兵隊(北大紅樓)、731細菌部隊(天壇神樂署等)等。而這些罪證都是駁斥日本政府否認侵華歷史事實的有力證據,應在深入調查考證的基礎上,逐步立碑銘記。“最好在抗戰勝利70周年期間向社會公布。”

  該提案認為,適當保留和公布一批當年日本鎮壓民眾的軍事設施等作為侵華罪證,具有社會教育意義,在國際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 回應

  將向社會公開北京抗戰遺跡

  昨天,市政協委員還考察了位于天壇神樂署的日軍細菌部隊舊址。委員們發現,北大紅樓和天壇神樂署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與侵略遺跡相關的歷史資料都非常有限。

  北大紅樓相關負責人對此表示,日軍在撤離時,進行了細致的清理,消除了很多罪證。研究人員在檔案館也查不到相關資料,希望得到當年一些見證者的幫助,提供相關歷史資料。

  神樂署也存在這樣問題,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曾有日本老兵來參觀,證實自己的宿舍就在這里。

  政協委員們建議,北大紅樓等單位可以向社會廣泛征集當年的日軍侵華罪證,以豐富歷史資料。

  昨天,市文物局相關負責人也表示,將利用幾年時間,對北京抗戰遺跡進行摸底,研究制訂相應的保護規劃,逐步向社會公眾進行展示。

  ■ 遺跡

  段府

  段祺瑞執政府舊址(見圖),位于東城區張自忠路3號。北京市文物局官網信息顯示,民國初年,袁世凱總統府曾設于此,后為段祺瑞執政府。其原有建筑格局(包括東院當年的海軍部)保存完整,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另據公開資料顯示,1937年日軍侵華,這里成為了日軍華北司令部。目前,此府主樓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駐地。

  ■ 追訪

  海淀最后一座日飛機庫被拆

  上月有媒體報道,海淀區最后一座侵華日軍飛機庫、官方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被夷為了平地。

  這座飛機庫,是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登記在冊的不可移動文物,也是海淀區遺存下來的最后一座飛機庫。飛機庫曾在1998年立有漢白玉方尖碑,并確立為“國恥紀念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碑文稱,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強化了軍事設施的建設,在海淀區小屯村修筑軍用飛機場并修筑飛機掩體。

  碑文證明,17年前,當地還有三座飛機庫。如今,這座方尖碑也被拆除了。

  據了解,不止在海淀,在北京大興、豐臺、通州等區,遺存著許多飛機庫。對于這些罪證類遺跡,官方尚缺乏全盤細致的統計。

  據報道,拆除海淀飛機庫的是“北京青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文物部門對其進行了處罰,罰金為50萬元人民幣。有網友認為,罰金太少。

  昨日,一歷史專家表示,針對拆除飛機庫這種行為,應該強烈譴責,“這屬于自毀罪證。”該專家希望,接下來對這些罪證類的歷史遺跡,要摸底,要保護,“不能再拆了。”

  他表示,接下來,針對罪證類的歷史遺跡,有條件的要搜集資料,一些能反映當時歷史的照片和實物,要向民眾展示。

  聲 音

  有代表性的、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的抗戰遺跡要保留和保護好,可以起到愛國主義教育的作用,讓大家不要忘記歷史。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榮維木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鄧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