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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北京江湖酒吧舉辦了一場工人民謠演唱會。這些由打工者自己組成的樂隊唱著自創的歌，關于他們的勞動與愛情，也關于對苦痛和不公正的憤怒。
       一名叫許多的工人歌手演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創歌曲：《生活就是一場戰斗》
       “生活就是一場戰斗\你要意志堅定 不怕犧牲\異鄉的月亮總睜著眼睛\野草般的我們生來就倔強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聚在一起是一團火散開\之后是滿天的星星”
       這首歌有別于其他那些或輕松尖刻或沉重悲傷的調子，召喚出了某些令人熟悉的意象并賦予了新的情緒。許多，原名許國健，1970年代生人。高中畢業后前往北京打工，后在北京迷笛音樂學校學習搖滾。他在地鐵賣唱時遇到了一些特別的工友，與他們一同前往工地為工人歌唱。許多后來談到這段經歷時說：“那一瞬間，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我也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藝術家，只是要靠雙手來養活自己的勞動者、打工者。那是種子找到土壤的感覺。”
       2014年9月，90后富士康工人許立志在深圳龍華墜樓身亡。他曾在富士康做過三年流水線工人，9月26日，他再度與富士康簽訂了為期3年勞動合同；9月30日，他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媒體很快發覺，他是一名優秀的年輕詩人，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描寫工作的無意義、病痛以及死亡：
       “一顆螺絲掉在地上\在這個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輕輕一響\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某個相同的夜晚\有個人掉在地上”
       如果許立志是許國健，有一群和他意氣相投的文藝青年，他們會不會把詩歌譜成曲，唱給那些和他們相同命運的人？那么，許立志是不是不會選擇死亡？這或許并不是一個好問題，畢竟關于死亡，我們有太多不可言說更不可假設之處。
       但在2015年6月，一部關于工人文藝的電影上映：《我的詩篇》。其中出現了許多的歌，也出現了許立志的詩，他們的命運被并置了。 許立志：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涌而出
PART1 
       從2012年起，詩評人秦曉宇逐漸發現，在當代中國詩壇存在著一個來自底層的民間詩人群體，其數量達上萬人之多。這些本業為水手、工人、小商販的詩人，已通過互聯網形成了自己的社區和交往圈子，并有民間出版物流通。作為詩歌評論家，秦曉宇一直以來的工作是挖掘那些有價值的詩歌，再通過評論和編纂讓這些詩歌廣為人知。互聯網時代，他在網絡上浩如煙海的個人創作中，由一個民間詩人的博客鏈接到另外一個，尋找值得被傳頌的詩句，這個過程讓人想起早年那些行走在田間地頭的民謠收集者。
       2013年的鹿特丹國際詩歌節以“當代中文詩歌”為主題，作為評委的秦曉宇選譯了20位中國當代詩人的作品介紹到國際。他發現，其中獲得詩歌節網絡選票最多的一首詩《紙上還鄉》，來自一位藍領打工者郭金牛。“富士康十三連跳”后，富士康龍華工廠安裝了大量防跳網，郭金牛是承擔此項目的建筑工人。在這件工作之余，他寫下了悼亡富士康工友的詩篇《紙上還鄉》：“少年劃出一道直線，那么快\一道閃電只目擊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龍華鎮略大，迎面撞來”。
       打動讀者的不僅是這首詩歌的技巧，更是其帶有沖擊力的經驗。這是秦曉宇日后在談及工人詩歌藝術價值時經常提起的一點。在他看來，當代詩歌越來越成為一種精致的語言游戲，一種“從書架到文本”的寫作，只向少數的知音開放。然而在揀選這些來自底層打工者的詩歌時，秦曉宇卻一再其中飽滿的生活經驗深深觸動：“你讀很多成名已久的詩人的作品時，會覺得技巧精美，但很少再會被感動得一塌糊涂。雖然被打動不能被作為一個絕對的標準，但我在編輯工人詩歌時，確實數次有幾欲落淚的感覺。”
       中國工業建設在改革開放后的大規模展開以代工工廠為主體。這種勞動組織形式將大量來自農村和小城鎮的青壯年勞動力吸納至沿海工廠，其人身依附關系也隨著世界市場的周期變化而在不同工廠間不斷流動。他們在數量上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最大多數，也是生活境況上真正的底層。從這個數億人的龐大群體之中，誕生出了這樣一批對文學語言成熟自覺，同時具備自身語言個性的當代工人詩人，他們的寫作與自身命運中最迫切的痛感緊密相連。作為為數不多的、依然孜孜于向公眾傳播詩歌之美的人，秦曉宇甚至認為，他們的寫作對于中國現有的詩歌文化構成了突破，它將構成通向時代真相的“詩性證詞” ：
       “工人詩人們在中國的現實深處摸爬滾打，必然有很多的困境、遭遇、磨難，感觸良多。因為他們寫詩，他們就會思考自己的處境，由自己處境慢慢也會思考自己周圍這個群體的命運，也會觀察底層中國。只要他寫作，而且追求更好的寫作，那么慢慢的、他的寫作就會在血肉經驗的基礎上，有一種詩性證詞的價值，那可能就會和許多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詩歌寫法拉開距離。”
       詩歌和這個社會互相漠視已久，秦曉宇由此找到了一個聯系彼此的可能性：“詩歌本身是有能量的，只是沒有被引爆出來。”他以海子的詩歌舉例：“在藝術品質的杰出之外，海子的詩歌有種自覺的文學追求：樸素易懂和感人的品質。”海子為與他生活相關的鄉親和底層人寫作，他曾為自己詩歌做出帶有傳統知識分子的闡釋：“為底層的生存作證是詩的責任，是我的良知。”
       以詩歌為業的秦曉宇同時篤信修辭本身：“古典詩歌可以證明詩歌能量是存在的。權力與資本的確可以呼風喚雨，跟這種明火執仗的能量相比，詩歌是一種微妙的溫柔敦厚的能量，它更深地作用于你的心靈。”底層的證言事關社會正義與歷史真相，那些通過社會報道和田野調查呈現的大白話，與工人自身通過反思和提煉后呈現的修辭，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可構成一個更為豐富和完整的底層形象：他們并非人們想象中在物質和精神上雙重貧困的群體：“你去看看許立志的藏書你立刻會被震驚，許立志讀《佩德羅·巴拉莫》，讀伍爾夫、卡夫卡、福克納的書，可以說是頗具水準的文學閱讀。”
       詩性本身是人性尊嚴的一種證明，相較那些揭示生活運轉真相的精密理論，詩歌的表述本身有一種巨大的超越性。秦曉宇堅持認為：“真正的詩意可以跨越階層、國別，一個優秀的中國工人詩人的作品，完全可以讓一個西方資本家潸然淚下。文學是尋找知音的，是要沖破隔閡的。” 主創人員與工人詩人一同參加電影首映禮
       或許正印證了他的觀點，2014年3月，以書寫中國財富群體聞名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在當期《讀書》雜志讀到了秦曉宇關于鹿特丹詩歌節的文章《共此詩歌時刻》，并被其中“藍領詩人”這個概念所打動，他聯系了秦曉宇。
       作為一名有著事件敏感和強大組織能力的老牌媒體人，吳曉波很快從“工人詩歌”中發覺了其潛藏的社會能量。他在相關文章中數次提及這次閱讀帶給他的感受：“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走進過數以百計的車間，陪同我的一律是董事長、總裁或地方行政長官，當我從那一條條生產線上快速走過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那些背對著我的、默默工作著的男男女女，他們在想什么，他們有怎樣的情緒，他們怎么看待這個時代和自己的命運。”
       秦曉宇如是評價這位日后策劃出一整個“我的詩篇“計劃的合作伙伴“：吳曉波他們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畢竟是毛時代下成長起來的，對工人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感；他在80年代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那是一個詩歌非常熱的時代，他自然也有一些隱蔽的詩歌情懷。“
       吳曉波向秦曉宇建議，編一部記錄三十年以來工人詩歌創作的詩歌總集。但僅依靠出版是不夠的，對于正在進行“眾籌學堂“等網絡傳播實驗的吳曉波來說，工人詩歌中豐富的社會議題，是其突破傳統出版渠道，進入更廣泛的媒介傳播議程的基礎。
       吳曉波為工人詩歌的傳播設計了諸多項目，比如拍攝工人詩人和公眾人物閱讀詩歌的視頻放在網上。在拍攝過程中，主創團隊誕生了一個想法，展現工人的生活環境，讓他們在其中朗誦自己富含經驗的詩句，這樣的視覺呈現將引起更大的震撼。這個想法繼而延伸為一部記錄當代中國工人生活的狀態的長篇紀錄片，導演吳飛躍和制片人蔡慶增成為這個計劃的擔綱者。
       吳飛躍原本是一名電視紀錄片導演，在“第一財經頻道”工作時，曾與吳曉波合作拍攝《激蕩三十年》系列電視片。在電視臺的運作體制中，較之電視劇和綜藝節目，紀錄片是相對邊緣的影視內容，其播放渠道和資金都十分受限。體制之外的獨立紀錄片，更面臨著全方位的生存困境：即使是那些處于行業金字塔的最頂端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也很難通過電影節等渠道爭取到足夠的拍攝資金。
       吳飛躍與蔡慶增經營著一家獨立的商業紀錄片工作室，通過拍攝網絡微視頻積累了一些資源。對于他們來說，《我的詩篇》拍攝計劃同時是尋求一條不同于以往的紀錄片運營模式的契機。影片共需400余萬資金，他們是拍攝者也是最早的出資人。制片人蔡慶增如是描述影片啟動時的心態：“大家的共識是，這是個冒險的事兒，收益會很小。但一方面我們覺得選題很好，做好了會有很強的影響力；另一方面這些詩歌也打動了我們，所以對我們來說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影片完成后，導演吳飛躍在上映前期回憶其拍攝過程，感慨這一次走向現場的拍攝讓他與團隊成員、工人詩人“真的成為了生死之交，建立起了深刻的信任和感情。以前是我采訪你，然后我走了，之后我們不會再聯系了，這一次我們與他們之間是有很深刻的接觸的。也許是詩歌的力量，讓我們走近他們，他們也給了我們足夠的信任和支持。”這次拍攝同樣給了他一個反觀自身經驗的機會：“我是福建晉江人，農村出來的，家鄉有很多服裝業的民營工廠，工人和我的距離算是不遠不近。有次在義烏，我們帶著小驕傲的心情去參觀圣誕球全球生產第二大工廠。結果一推門，就看到一排排的女工在給小球上顏色——那里密不透風、氣味刺鼻，所有女工一直重復一個動作，我當時就很崩潰。”
       2014年9月30日，90后詩人許立志避開了早已掛起諸多防跳網的富士康龍華廠區宿舍，自龍華鎮商業大樓頂層墜樓身亡。與之前那些無聲消逝的生命不同，許立志充斥著苦與血的詩句在網絡上迅速傳播開來。11月初，《我的詩篇》臨時增加了一個計劃：通過網絡為許立志詩集《新的一天》眾籌出版經費。這一原計劃籌資6萬元的出版計劃后籌資到近14萬元。        2015年1月，在拍攝出預告片后，《我的詩篇》電影開始通過京東網發起眾籌，并向愛奇藝售出獨家網絡版權，這兩個部分共募集到40余萬資金。
       2014年底，秦曉宇聯絡到正在籌備打工春晚的許多，希望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舉辦一場工人詩歌朗誦會。許多后來回憶這個過程時稱：“對知識分子，我還是保持一貫的警惕，一是看他們的立場是否真正和工人站在一起，二是看他們是否真的知行合一在做事。然后我們也會用發展的眼光來團結進步的知識分子。對于曉宇的判斷，我覺得他沒有詩歌本位主義，他通過工人的詩歌在談階級矛盾、社會的不公，他也有著一股子干事的勁，和許立志的家人一起艱難地維權，去各地工人詩人的生活現場紀錄等，所以我們答應了在皮村新工人劇場來做第一場‘我的詩篇’的朗誦會。”
       2015年2月，“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在皮村舉行，同時通過互聯網完成了全程視頻直播。這次線下活動被中國青年報、南方周末、文匯報、北京青年報、澎湃新聞、新華每日電訊等數十家媒體報道，這是該項目在許立志詩歌眾籌之后，第一次大規模進入主流媒體視野。繼而從2015年3月起，開始有數家公司找到《我的詩篇》劇組商談合作。最終劇組與一家做貴金屬交易的公司“銀天下”達成合作，原本該公司希望以公益方式進入，了解此一項目的性質后，改為以“聯合發起人”身份注資。
       至此，《我的詩篇》的拍攝資金有了保障。制片人蔡慶增強調，整個募款過程“是一個實驗，并不是一開始就有詳細的計劃。我們只是不斷推進內容制作，并通過媒體吸引到被工人詩歌打動的合作者。”
       媒體是整個計劃推進過程中的關鍵一環。五一勞動節前后，工人詩歌在主流媒體的曝光率達到高峰。在網絡媒體層面，創作組聯合網易、鳳凰網、騰訊等門戶網站，“民謠與詩”等微信大號，以及新工人藝術團、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等相關實體機構，發起“一五一詩”互聯網讀詩行動。該活動網絡總點擊量近1000萬。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兩位央視新聞頻道制作人員在網絡上看到工人詩歌的相關報道后，特地前往上海與吳飛躍等人見面，并由他推薦詩人，形成了專題報道。4月28日，習近平在五一勞動節講話中提出：“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5月1日至3日，片中的幾位工人詩人登上了五一勞動節期間的《新聞聯播》。
       隨著媒體影響力的擴大，批評與爭議開始浮出水面。五月，天津大劇院院長通過創作組邀請打工詩人們前往天津，采取一些實驗性的舞臺形式組織一場工人詩歌朗誦會，卻因無人問津一再延后。舉辦后，《新京報》連續發出數篇文章，質疑商業化運作是否異化和消解了工人詩歌本具有的反抗意義。秦曉宇與數名工人詩人撰文，并通過“我的詩篇”公眾號和澎湃新聞網站進行反駁。“新工人藝術團”成員許多也加入了討論：“我作為詩會的一個演出者，在詩會中通過民謠的演唱，完成了我的一個主體性的表達，因為詩會沒有閹割我作品的內容表達。同樣我也相信，詩會中的工人通過朗誦也完成了他們一次主體性的表達、發聲，而且從觀眾們大多數的反饋來看，觀眾被震撼到的也是來自這血脈賁張的詩歌內容以及它背后工人的生活、反思。這是這場詩會第一位的東西及意義，這一點本身就是工人的美學。”這名打工者出身，常年在工棚向工友們演唱自己原創歌曲的工人藝術工作者，曾多次談起他對于“工人美學”的標準：粗糙本身并不是問題，甚至它可能是構成這種美學的一部分；重點在于表達的內容是工人的自覺。
       秦曉宇亦曾談起工人的自覺，其中涉及他對于工人苦難訴說的理解：“總的來說，工人的詩歌世界很豐富。每一個詩人都會有一些各方面的寫作：真正的歡樂和寧靜、對事物的客觀處理，也有艱難苦恨與沉痛。但我覺得，如果我有意無意對于他們的苦難強調的多了，就會像魯迅說的‘引起療救者的注意’， 讓真正的工人群體的處境能夠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反思。以及他們自己的自覺——自覺就能引起改變。許立志在書寫時，他對自己的生活就是有反抗的。你越搏斗，就說明你生命的質量更高，雖然未必更快樂。詩人會讓你覺得，沒有尊嚴的生活是不值得一過的。”他的思路最后在某種程度上說服了他的拍檔吳飛躍。作為一位來自農村并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個人奮斗成功的導演，吳飛躍曾對工人詩人這個題材帶有另一種心氣和想象。他不贊同表現太多工人生活的灰色一面，因為那會帶來不必要的憐憫。他更希望能以平等的視角去看清這個群體的喜怒哀樂，哪怕是苦中作樂。“于是我們在老秦找的詩歌以外，又去找一些不同色彩的詩歌。但整個過程中，我發現我想象中的那種色彩斑斕并不存在，主基調是灰色的，我們能找到的亮色的比例很小。這里有一個認識上的明確化。”
       “我們能坐在這里，是犧牲掉了很多人的。”吳飛躍最后說。
       2015年6月，《我的詩篇》制作完成，在上海電影節期間向社會公映。這部影片摘取了上海電影節首次為紀錄片單元設置的金爵獎，這個過程也同樣引起了一些爭議。但這意味著這部電影將走向更廣泛的觀眾群體——無論對電影本身有何種評價，觀眾們都承認自己被工人們的詩歌打動了。正如秦曉宇所說：“人是表達的動物，你不可能只過自己的生活，而不表達自己的生活。”在工人詩歌走向前臺的過程中，他們所表達出的自覺意義正面臨著不同意義主體的爭奪。 首映禮上的工人詩句：一切卻如未曾發生一樣沉默
PART 2 
       在一年多的拍攝過程中，秦曉宇提供對詩歌及其延伸意象的理解，吳飛躍負責將它們具象為鏡頭語言。他們共拍攝了十幾位工人詩人，并最終揀選出六位：國際華文詩歌獎獲獎者、卻難以找到一份長期工作的打工者烏鳥鳥；服裝廠熨燙工、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的四川妹子鄔霞；走出大涼山、在羽絨服廠填鴨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優；為礦山爆破巷道的陜西漢子陳年喜；在地下600米深處工作了三十年的煤礦礦工老井；以及出生于1990年、已經自殺離世的富士康工人許立志。圍繞著他們各自詩歌所描述的情緒與意象，六位勞動者的生命故事在影片中漸次展開；并在108分鐘的時長中，由荒誕與溫情并存的暖色調逐漸轉向壓抑與死亡。
       整部影片以烏鳥鳥朗誦自己的創作《大雪壓境狂想曲》開場——
       天上的造雪工廠。機械的
       流水線天使，晝夜站在噪音和白熾燈光中
       麻木地制造著美麗的雪花
       超負荷的勞作，致使她們吐起了白沫
       泄漏的雪花
       成噸成噸地飄落。我的祖國頃時惟余莽莽
       三十個省的微笑，頃時被壓成了哭泣
       國境線被壓壞了，軍隊晝夜搶修
       天地間，唯工人白茫茫的腦袋
       斜露于風雪外。
       火把和手電筒廠，加班生產
       廟宇盡毀，神的腰，也被壓斷了
       而信誓旦旦的信徒們，早已逃之夭夭
       墳墓都露餡了。安逸的鬼們
       都被擠壓到人間
       摟抱著自己的墓碑和靈柩，賞著雪
       災難的地球，正往下雪的那邊
       慢慢慢慢慢慢地傾斜
       較之《鐵西區》末尾那場覆蓋一切衰敗的暗淡大雪，烏鳥鳥所描繪的大雪充滿暴力感，是一場意圖撕裂一切的災難。他選擇用這種“荒誕和鬧劇”般的筆調，來書寫吸納他命運的、某種暴風雪般的巨大破壞性力量。
       操著蹩腳的粵西普通話、戴著碩大黑框眼鏡的烏鳥鳥，在片中的形象像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八十年代文學青年。他抱著自己的詩歌向人才市場的HR們朗誦，希望找到一個內刊編輯的職位，結果自然只是給對方一個對年輕人進行現實主義人生教育的機會。然而就像一切善良的民間故事，這個有點兒“呆氣”的年輕人也收獲了他的愛情與家庭，最后為女兒握起了殺豬刀。
       這種以荒誕反抗命運的基調，在鄔霞那里則轉變為以堅韌反抗命運。這個被導演們稱為“底層的珍珠”的女詩人身上，幾乎集中了傳統苦難敘事中關于底層女性的一切美德：面對美展現出少女般的喜悅，面對災變以母性的溫柔泰然處之——“我有一個隱秘的花園/任何人都無法摧毀”（鄔霞《鄔霞》）“我不會訴說我的苦難/就讓它們爛在泥土里/培植愛的花朵”（鄔霞《我不是沒有看到過死亡》）。或許是為了中和這種柔性的女性氣質，她在打工詩人朗誦會上讀了另一位女性詩人鄭小瓊的創作《跪著的討薪者》：“給我們血汗錢/我們毫無懼色地跪著！” 吉克阿優：打工七年首次回家過彝年 
      吉克阿優的故事則關乎著女性之外的另外一個弱勢群體：少數族群。關于這位大涼山彝族工人的鏡頭大都圍繞著他的故鄉，而他在其中以一個傳統消逝的見證者的形象出現。涼山彝人作為世界工廠體系中最后的姍姍來遲者，卻并未能享受任何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安全與文明，而是不斷上演著資本積累過程中最黑暗的故事。涼山彝區存在大量社會潰敗后產生的吸毒和艾滋問題，并不斷在沿海各廠爆發童工丑聞。吉克阿優說，帶著他外出打工的本村工頭，在村子里叫他“親戚”，走到外省叫他“老鄉”，再走遠些叫他“朋友”，到了廣東就叫他民工了。在龐大的打工者江湖中，彝族工人沿族群邊界構成了由本族工頭管理的內部組織，工頭同時是他們的保護者和剝削者。
       在這個意義上，吉克阿優所書寫的那些關于傳統彝族社區的神秘意象，也就不僅僅是溫柔的鄉愁。這個“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狀”的年輕人，在外出打工后曾一度身陷傳銷組織，這是幾乎已是為經濟所苦、又被財富神話所吸引的年輕打工者們的共同命運——在影片拍攝期間，他收到另一位親戚從傳銷組織中發來的求救短信，并最終在詩人之間私人關系網絡的幫助下脫困。寨子里，阿優年輕的妹妹們帶著怯意和好奇詢問他打工之后的生活，然而阿優也未能告訴她們，外面的宇宙是什么形狀。
       《意思》陳年喜
       我們三個：老陳、老李、小宋
       分別來自陜西、四川、山東
       我們都是爆破工
       走到一起不是義氣相投
       也并非什么緣分
       我們每天
       打眼、裝藥、爆破、吃飯、睡覺
       感覺活得沒一點意思
       每三天一頓的紅燒肉和每天一次的爆破聲
       就成了我們生活最大的意思
       有一回
       我們喝高了
       小宋唱起了山東大鼓
       粗喉亢壯，鼓聲鏗鏘
       在古老的戲典里
       做了一回武松
       老李突然哭了
       他說對不起小芹
       說著說著他又笑了
       他笑著說
       人一輩子有了一回愛情
       就不窮了
       我最后吼起了秦腔《鍘美案》
       一生氣
       我把陳世美的小老婆也鍘了
       事后，我們都說
       這酒，喝出了大半輩子沒有的意思
       前年
       小宋查出了矽肺病
       走的那天
       他老婆用他最后一月工資
       請來了鎮上最好的班子
       讓英雄武二哥美美送了一程
       去年
       老李讓頂石拿走了一條腿
       成都的麻將攤上
       從此多了一只
       獨立的鶴子
       如今，我還在礦山
       打眼、裝藥、爆破、吃飯、睡覺
       新來的兩個助手是兩位童工
       他們的時尚詞和掌上游戲
       沒一點意思
       每天的紅燒肉和炮聲
       也早已沒了意思
       我不知道，這后半輩子
       還能不能找到點
       活著的意思
       東風吹起來了
       意思一茬茬吹來了
       意思一茬茬吹走了
       吹著，吹著
       都吹成了煙塵 陳年喜：《給父親理發》 
      烏鳥鳥、鄔霞和吉克阿尤作為不同意義上的個體，顯形于沿海世界工廠。大山深處的巷道爆破工陳年喜的故事，則是另一種對工人命運的呈現，其層次更為豐富。荒山內部迷宮般的礦洞與黃土地上的土坯農家，在視覺上打開了更有沖擊感的陌生畫面；而這名陜西漢子的語言表達，也有著相應的方言與曲藝印記。他讀雜書野史，斥徭役賦稅，于新婚之際“馬放南山，繞開死亡/在白雪之上，為你寫下絕世的詩行”。在得知母親罹患食道癌的深夜里，他以炸裂巖石的力道書寫責任與悲痛：“我微小的親人他們遠在商山腳下/身體有病/落滿灰塵/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就能延伸多少/我身體里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
       “走夜路你就大聲歌唱。因為路途的艱難和孤暗，需要一些發聲。”陳年喜的故事開始對詩歌作為一種與生活緊密相關的反抗形式，做出了較為明確的暗示。在“英雄濟富/美人濟貪/沒有人上過梁山”（陳年喜《梁山》）的時代里，他吼出一首改動唱詞后的秦腔《鍘美案》：“包拯放糧陳州地，貪官奸商都肅清。”陳年喜曾在文章中表示自己零碎讀完了《資本論》，念及此，這一段鏡頭給人以歷史重置的錯覺。 老井：《礦難遺址》
       在地心深處工作的煤礦工人老井，其鏡頭語言的色調比陳年喜更深些。但在這個生活相對平穩的縣城國企工人的勞動書寫中，有另外一種歷史承擔的意味：“地球上兩百年前沒有煤礦工人，兩百年后可能也不會有，我們是一個時代的特殊產物，有責任把自己的工作記錄下來，讓后來的人知道。”或許正是在這樣的情緒下，老井寫出了“哪一塊石頭中不含有幾聲曠古的蛙鳴”這類帶有浪漫化色彩的勞動詩句。        與改革開放之初那些懷抱熱望的打工者不同，這個時代的底層年輕人早已輕易看透階層的板結。有人選擇麻木或說適應，而許立志選擇將死亡與這些情緒相連：“我談到血，也是出于無奈/我也想談談風花雪月/談談前朝的歷史/酒中的詩詞/可現實讓我只能談到血”。但無論在他自己的闡釋中還是在他親人悲痛的哽咽中，他的死亡都是一種選擇而非簡單的意外，這一選擇是悲劇甚至也是他的尊嚴所在。在關于許立志的段落中，唯一的亮色來源于他在墜樓身亡前定時發送的最后一條微博：“新的一天”——且這種亮色只存在于幻想和來世中。這令人想起，海子在身亡前寫下的詩句同樣如此溫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退著回到故鄉》唐以洪
       從北京退到深圳，從東莞
       退到杭州，從常熟退到寧波
       從溫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
       五谷的香氣里，故鄉依然
       很遠，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繼續退，從工地里退出來
       從機器里退出來，從那滴淚水里
       退出來，從四十歲退到三十歲
       二十歲，十歲……故鄉依然
       很遠，是一只走失的草鞋
       退，繼續退，面朝未來
       退到母親的身體——那里
       沒有榮辱，沒有貧窮貴賤之分
       城鄉之別。沒有淚水，相遇的
       都是親人
       在許立志身后，生活并沒有結束。《我的詩篇》劇組在前期拍攝時曾對許立志做過電話采訪，然而電視拍攝的請求被內向的許立志婉拒了。就在創作組成員思考是否能在正式拍攝時說服他時，傳來了許立志亡故的消息。此后，劇組與他的家人取得了聯系，陪伴并記錄了對許立志身后事的處理。爭取撫恤金、處理遺物、悲痛的親人講述他們對許立志死亡的理解、最終按照他的遺愿將他的骨灰撒入江河。
       影片的悲劇氣氛在此時達到高潮，然而誰能為許立志的死亡在其身后賦予意義？中國當代工人悲劇命運的出路何在？片尾曲以打工詩人唐以洪詩作《退著回到故鄉》為藍本譜就，舉目四望，似乎只有一條（甚至）不可能踏上的退守之路。導演秦曉宇在談及這首詩時曾說：“頻現的‘故鄉’一詞更多具有烏托邦意味，是詩人借以抒發其現實悲愁的一個支點、一個符號、一個參照，類似《詩經·碩鼠》中‘爰得我所’的‘樂土’。就像在這首詩中，亦農亦工的詩人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沒有榮辱，沒有貧窮貴賤之分’的烏有鄉——既呼應農耕文明的“桃花源”樂土，又讓我們想到工人階級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社會。不同于樂觀的歷史進化論，這個烏有鄉只能以一種時間之‘逆旅’的不可能的方式去抵達。”
       影片主創團隊曾談到，此片的用意在于“講一個中國深處的故事”。吳飛躍說，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里，中國工人在國際上被看做搶奪了其他國家工人飯碗的群體。因此他希望這部片子能讓國際觀眾更理解中國工人的真實狀態。為此，影片在標題設計上也做了處理，用us（我們）來翻譯原標題中的我，“這是和每個人相關的詩篇”。秦曉宇同時強調，希望將這六個工人表現為一個代表今日中國工人的整體。
       然而當我們開始走向對影片主角們整體性命運的思考時，這幅群像就變得寂靜而沉默，無法拾掇。影片最后的彩蛋中，烏鳥鳥寄語他剛剛出生的女兒：“你要好好讀書、出人頭地，將來不要像爸爸一樣沒有學歷只能當工人。”在導演的闡釋中，這個鏡頭面向國際觀眾，“因為在外國人看來，不愿意當工人，這本身可能就構成一個問題。”表達這段最樸素訴說的烏鳥鳥也許并不知道，那些曾憑借自己的力量“出人頭地”的都市中產階級們，正在筑起一道從學區房、幼兒園到大學入學資格的密不透風的圍墻；為了他們的子女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變成這個時代中的產業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