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故鄉凋敝嘆息?日本的“故鄉稅”讓人成為拯救者
最后更新:2015-07-24 14:02:57來源:澎湃研究所 黃秋源
【編者按】在表達城鄉差距時,我們往往以“那終將回不去的故鄉”作為煽情點。
“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在一些村莊、小城鎮,人可能會變少,但其資源、格局是好的,是否有一種方式,可以讓其要素充分體現出應有的價值,讓清靜的故鄉變得可愛一些?
這里,日本有一種“地方稅”的方案。或可給我們一些啟示,讓稅金回到故鄉,給人在“用腳投票”之外的一種選擇,回饋那些自己內心鐘愛之地。
在城市化給城市自身內部帶來財富、聲望和社會地位的分化之前,另一種不平等早已產生:這就是我們熟悉的城鄉差距。
一方面,從小接受小城市或農村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人,紛紛出走到大都會。成為大都會居民的他們,向大都會繳納稅款,并為市政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這一種對家鄉的“背叛”,使得小城市的發展顯得后繼無力。
另一方面,大都會又靠著自己的這種人力優勢,壟斷了更多的資本和資源,實現了這種空間不平等體系的再生產。
如何扭轉這種勢頭,從而使得城鄉之間、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間,實現更為平衡的發展?這其實是每一個社會都需要去面對的緊迫議題。
近兩年來,在日本,一種被稱作“故鄉稅”的征稅體制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故鄉稅”在積極為地方財政開源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城鄉之間均衡發展的可能。
日本所謂“故鄉稅”,其實并非傳統意義上一國公民必須承擔的納稅義務。它是一種沒有強制要求、類似捐款的“寄附金稅制”。早在2006年3月,日本經濟新聞社就提出了設立故鄉稅的制度以提升地方(“地方”一詞在日語里專指東京等大城市之外的地區)的經濟。而日本地方的政治家們,則抓住了這一契機,對行政當局和國會進行了一系列游說。
正如故鄉稅倡導者福井縣知事西川一城主張的,在日本城鄉差距越來越大而地方人口以及財源逐漸趨向過疏化的今天,需要設計出一種制度,使得資源和資本實現向地方回流。在幾輪研討以及修正之后,2007年,自民黨當局正式表明了實施這一制度的決心。
雖然名字里有“故鄉”二字,但其實,故鄉稅的繳納對象,不僅局限在納稅人的故鄉。日本的民眾可以選擇全國開征故鄉稅的市、町、村的任意一個行政自治體進行納稅。為了鼓勵人們積極向地方繳納這種稅款,以幫助資本向中小城市和農村流動,法律規定,繳納故鄉稅超過一定金額之后,可抵扣本來公民應繳的其他稅款。
具體來說,2009年之后,在公民向自己居住地之外的地方繳納的故鄉稅中,2000日元部分是完全自己承擔的稅金,超過2000日元的部分可按規定進行折算,以抵扣公民必須繳納的當年度的個人所得稅和下一年度的住民稅。
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在有統計數據的第一年,即2008年,共有三萬三千多人次繳納了故鄉稅,稅收總額達到了72億日元,而所抵扣的作為義務的住民稅和所得稅,達到了18億日元。五年后的2013年,故鄉稅繳納人次超過了十三萬,稅收總額達到了140億日元,所抵扣的住民稅和所得稅則上漲到了60億日元。
故鄉稅的設立,幫助維系了民眾和地方的感情。這里的地方,既是抽象概念上的鄉土,又是具體的一個個行政區域。故鄉稅這一形式,之所以能成立,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恩返”概念。所謂恩返,翻譯成中文,就是報恩的意思。社會學家早已指出,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行為,是社會能成立的基石之一。
雖然如此,“恩返”在日本的語境下,仍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其要點在于,在日本,這樣的一種互惠不只停留在人和人之間。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都存在切不斷的聯系。對曾經照顧過自己的家鄉,或者給予過自己美好旅行記憶的土地,日本人總希望能做什么,來回報它給自己的恩惠。通過故鄉稅,人們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為自己想要幫助的地方貢獻一份力量。故鄉稅的這一層功能,在自然災害發生時體現得最為明顯。比如,在今年,鹿兒島縣的口永良部島等地發生火山噴發后,受災地所在行政區收到的故鄉稅立刻激增。在個別地區,幾個月內收到的稅金甚至超過了幾年的總和。這樣的稅金為救災提供了最及時的援助。
此外,故鄉稅能夠成功,更具體的原因,在我看來有以下兩點:
首先,故鄉稅較為自由的征收形式,使得它的使用途徑也更為多樣。每一個行政區域可根據自己的特點,來設定故鄉稅的使用方式。在一些地方,納稅人甚至可以自由地指定自己稅金的直接使用途徑。比如,在櫪木縣的足利市,故鄉稅的使用途徑,包括了對歷史建筑“足利學校”的維修、教育文化投資、觀光產業更新、市民福祉推進、基礎設施建造以及防災等六大類別。納稅人可以自己選擇所希望的項目進行納稅。
通過這樣的方式,故鄉稅其實也把更多人納入到城市規劃的決策之中。
其次,故鄉稅的設立也能促進地區的經濟活性以及地區和地區之間的良性競爭。其實,故鄉稅在日本受到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收到稅款的地區所提供的“回禮”。這些回禮成為媒體和普通民眾的熱門話題。幾乎每一個自治體都為繳納了一定數額的納稅人準備了具有當地特色的贈品作為獎勵。這些贈品展現出的區域特色,往往能成為宣傳地方物產和觀光的一大契機,所以,全國各自治體都在這個環節下足了功夫。
最常見的一種回禮,與地方的特產緊密結合在一起。比如,奈良縣的天理市,推出了古墳觀光的企劃。只要故鄉稅的納稅額度達到5萬日元以上,就可以選擇參加在天理市舉行的古墳考古學之旅。而長野縣的飯山市,由于擁有大型電子產品工廠,于是該市的故鄉稅回禮中出現了平板電腦的選項。
這類回禮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要數佐賀縣的玄海町。該町的常住人口僅有區區6000人,但它在2014年卻是第二個實現故鄉稅突破10億日元的地方。其秘訣就在于,給予納稅人的回禮是當地特產的大鯛魚。只要納稅超過5000日元,納稅人就可以獲得一只市價大約1300日元的生鯛魚。這樣劃算的交易使得納稅者源源不斷。另一方面,在現在的日本,鯛魚的產量正面臨過剩而售價則存在進一步降低的風險。地方政府以合理價格購買了漁民的鯛魚作為回禮,這一操作同樣保障了地方漁民的生計。這也使故鄉稅真正成為了一個“三贏”的手段。
對于那些缺少觀光資源或獨特的地方特產的地方,地方稅的回禮則有著別樣形式。這些地方難以吸引到全國更廣大的人群,于是其宣傳焦點就放在了真正的“老鄉”身上。比如在福井縣的小濱市,地方稅的回禮之一是,可以幫助遠在外地的小濱人照看在老家的房子和老人。市政府委托專業人員為空巢定期進行換氣通風、房屋檢修,并按時查看獨居老人的情況。這樣的回禮既吸引到了外地游子們的稅金,又使他們能更為安心地在都會中打拼。
當然,故鄉稅的實施也并非一帆風順。對此,最合乎邏輯的反對者,自然是那些大都會們。因為故鄉稅的納稅人實際仍居住在都會之中,享受著市政府提供的各項公共服務。通過故鄉稅所抵扣的住民稅和所得稅,直接影響到都會的財政收入。也因此,故鄉稅抵消義務稅設定了一個上限。在2015年之前,故鄉稅抵扣的住民稅被規定不得超過10%,而今年這一限制放寬到20%。而故鄉稅所抵扣的個人所得稅則被規定不得超過總金額的40%。上限以及金額的變動背后,其實也體現著都會和小城市及鄉村的利益博弈。
雖然有一些矛盾,故鄉稅在日本的實施仍有序且健康地推進著。今年的6月29日,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演講中也表示了故鄉稅不應只停留在個人層面,并表明政府將試圖推進企業故鄉稅制度實施。有理由相信,如果企業真能參加到這個稅制中來,利用巨大資本來幫助地方復興,在緩解城鄉發展不均衡的道路之上,整個社會將邁出更堅實的一步。(作者系早稻田大學研究生)

長野縣南木曾町妻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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