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中文網

□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對讀書有用與否的衡量，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
□只有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于被過早地淘汰
2015年6月2日，云南臨滄市滄源縣嘎多小學，一名學生正在寫作業。 賈亞男 澎湃資料
每一個個體最平凡的日常經歷都應該成為這個國家歷史檔案中刻骨銘心的珍藏，以留守兒童為代表的每一個底層孩子都在用他們的親身經歷書寫著未來中國。
然而，今時他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樣的？我們懂得真實的他們嗎？他們真的如目前媒介所公開描摹且日益定型化于公眾頭腦中“弱者”的標簽式形象嗎？那些被公開化的“個人夢想”究竟是底層孩子們的“真實”表達，還是被外界輿論建構而越位臆斷的“虛假代言”？
筆者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深入到中國西部農業縣芥縣最為偏遠的一所農村九年一貫制學校——云鄉學校進行為期近三個月的駐村研究和后續跟蹤。
抗爭“知識權威” 被瞧不起的農村教師
鄉間少年對他們所能接觸到的唯一的“知識代言者”——底層學校中的教師，更多的是“瞧不起”。云鄉學校的鄉間少年們用極具蔑視的口吻向筆者描述了他們的老師：
一是農村老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鄉學校九年級男孩張洋所言：“他們算什么呢？在這個社會里絕對屬于被淘汰下來的‘產品’了，在社會上也沒什么尊嚴，所以就只有在我們面前裝裝權威耍耍威風而已。我敢保證：在他們那批同齡人中，我們老師絕對是成績最爛的差學生，否則他們也不可能到農村學校里來當老師。”
二是農村老師收入差、地位低的尷尬現實使少年們不斷強化了讀書無用的邏輯，少年們眼中的讀書有用與否的邏輯被直接換算成現實的經濟收入和地位。“他們在我們面前總是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他們的價值觀都是正確的，其實傻得很。這個社會成功就是看你錢多錢少，說那么多也沒見他們賺多少錢，還總是自以為是地讓我們向他們學習。說實話，他們每天賺的錢還不如我們村里出去給人做‘刮大白’的賺的多呢，他們一天在學校里‘裝’的多累啊！”云鄉學校九年級男孩葉顧這樣描述他們的老師。
村落中有的老師偶爾向他們的學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實收入僅僅是希冀少年們更加努力學習，以圖將來能出人頭地，走出村落，但事實卻往往適得其反。在中國村落通過外出務工而與外界市場聯系起來并逐漸富裕和日漸分化的當下，農村老師作為在底層社會中的“知識的代言者”角色，往往會被作為村落“讀書無用”輿論的具象承載和天然論據。
三是農村教師因為單純的學校環境和日復一日的重復教學，往往會顯得外部關系簡單和社會能力不足，而鄉間少年往往無法從老師那里獲得真正感興趣的外界現實與社會知識。為防止少年一旦從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被淘汰而淪為無法在現實社會中謀生活的“書呆子”，父輩往往會或隱或明地有意識灌輸真實社會生活中的“潛規則”與“生存法則”，而這些與老師所提供的常規價值觀相悖，這成為少年在觀念和行為上不屑老師的背后支撐力量。
“拜托，他們的社會知識真的少得可憐，我敢保證他們如果到社會上去混肯定還不如我們吃得開！”“他們總是斤斤計較一個問題，一點也不懂妥協。我能解開這道數學題，背下這個英語單詞，就能活得更幸福嗎？”
鄉間少年對教師這種觀念上的瞧不起顯然比英國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國小子們（lads)更甚。農村老師的社會配置結構、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無疑使底層少年更容易從外在習得和內在確認讀書的無用性，而這種觀念上的無用性肯定導向了鄉間少年們對學習的抗拒，從而直接為底層再生產預演作好準備。
抗爭“關系權威” 課堂中的混亂
九年級的英語老師肖翩和數學老師李剛意見一致地在下課后向班主任劉陽抱怨：“你們班如果再不采取強制措施，僅有的幾個有機會升上普通高中的學生絕對沒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們班上課就頭疼，真不想給你們班上課了！”
劉陽隨后走進教室，嚴肅地讓全班同學各就各位，嘈雜的教室在干預下漸漸變得鴉雀無聲，隨后劉陽再次向全班同學發出警告：“說了多少次了，你們如果誰要是不想讀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別在這里給我當混世魔王，你浪費自己生命就算了，別浪費其他人生命……下次誰要是還在課堂給我搗亂，我不想再請家長了，直接給我滾蛋……”班主任講完這段狠話便沖出了教室，隨后九年級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該玩玩、該樂樂，有部分少年小聲調侃：“拜托，誰浪費誰的生命？麻煩‘熊貓哥’（九年級少年給劉陽取的綽號，因為其體型很像電影‘功夫熊貓’）別來浪費我的生命！”
英語老師肖翩實在不想給這幫“討厭”的少年上課了，一再請求筆者幫忙代一周課。當筆者第一次走進九年級課堂時，新鮮感讓平時上課只是睡覺和相互打鬧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兩天以后，這幫少年就漸漸進入到正常的課堂學習節奏之中。筆者剛剛轉過身寫下一段英語長句，少年就在筆者的背后將一瓶白酒傳來傳去，一人喝一小口；筆者轉過身來，他們故意裝出一副什么都沒有發生的樣子。
隨后，有的少年開始在課堂上睡覺且不時打出一兩聲呼嚕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則坐在椅子上擺出各種不屑的造型望著窗外的高山發呆；有的在竊竊私語；有的在折各種紙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著動漫口袋書；也有人故意迎合課堂節奏，等待著一個詞語或一句話從筆者口中說出后，無厘頭地來一段調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課堂提問時，把這個機會當成是個人喜劇表演時刻。筆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維持正常的課堂紀律，那么一節40分鐘的課至少需要花費30分鐘以上，而僅有的稍微安靜的幾分鐘不過是鄉間少年們玩累了的時候。
筆者曾任教于某直轄市一所著名中學，幾乎從來不會單獨花時間去專門干預一堂課的紀律。但是在云鄉學校，筆者只能在低度紀律管控中展開教學，很難在40分鐘課堂內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學。事實上，鄉間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師究竟如何講或講了什么，真正能專注聽完一節課的少年寥寥無幾，還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擾。
一周的代課即將結束，這幫少年在課堂中更是鬧騰，筆者幾乎要用聲嘶力竭的吼聲來隨時干預課堂紀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筆者與英語肖老師交流后獲知：原來這幫少年的課堂表現已經是很給筆者“面子”了！在肖老師的課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開抽煙、喝酒和頂撞老師。
如果九年級是因為少年們漸趨明確的升學無望而出現這種課堂消極行為，那么八年級會不會情況好一點呢？筆者來到八年級課堂，隨班聽課半個月。與九年級相比，八年級確實有所收斂，但尷尬的是：始終跟著老師思維走的八年級少年日趨稀少，大多數八年級少年開始有了九年級消極課堂行為的潛在表現，以遞紙條、走神、睡覺等方式隱性對抗課堂教學的少年越來越多。與九年級幾乎全部消極課堂行為相比，英語和數學是八年級少年們最富隱性對抗的兩門學科。
抗爭“時間權威” 反規定性的日常作息
對于大部分進行過農村學校布局調整的農村地區來說，在村校和教學點被撤并以后，鄉中心校幾乎承載了底層區域中唯一的社會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則成為鄉校中的主流選擇。
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也是這樣的一所寄宿制學校：全校除附設的幼兒園以外共有171位學生，其中住校的學生達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離過遠而必須住宿的小學一、二年級學生。
面對鄉校如此龐大的住宿規模，云鄉學校連一名生活教師的編制都沒有，全校所有老師下午放學后都要返回到縣城教師公寓或鄉鎮中的家里，僅由德育主任鄧暢及其妻子——云鄉學校附設幼兒園中唯一的幼兒教師張麗共同兼任生活教師，鄧暢管理男生住宿，張麗則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學校內部的日常管理是準軍事化的，它將一天所有龐雜的學習和生活要素都編碼在極度狹窄的每一寸壓縮時間段內。在這些局部性片段狀的固化時間段中，鄉間少年們的觀念習得和行為塑造都必須處于學校管理者隨時可預控的合理范圍之內。
在作息時間表中，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日常語言和身體行為都被嚴格限定。比如，究竟什么時間段內學生應該學習、吃飯、鍛煉、休息、起床或睡覺，究竟什么時間段內老師應該作為師者傳道授業、作為朋輩談心解惑、作為父輩關心體諒。正是在這種內隱作息時間表內權力規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循規蹈矩中，少年們在微觀的學校權力結構中被馴化與被控制。一方面少年們被集體訓導對既定規則的服從、認可與遵循，從而加快促進個體社會化的達成；另一方面，少年們則在對既定規定性時間的個體化抗爭中，加速實現著底層的再生產。
少年們總是不斷地向筆者抱怨：“學校的作息時間太緊張了，每天早上6點鐘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點鐘就要睡覺，你說學校是不是瘋了？”筆者反問：那你們為什么不按照學校規定的時間表早點休息，早上才好準時起來呢？得到的回答是：“這么寶貴的自由時間，我們怎么可能讓它白白地在睡夢中度過呢？”“晚上我們總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課程表上了一天課了，就像坐牢一樣，睡眠時間總不能再管了吧？有時候我們還會故意說話惹生活老師來，刺激嘛！”“早上其實也起得來，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著，其實就是討厭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樣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們對時間表設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實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時間安排合理與否上展開辯論，其背后實質上是對學校官方支配性時間權力結構表達反抗，反抗表層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為目的，但實質上卻是在對一套他者化官方規則表達拒斥的同時尋找獨立真實的主體性“自我”。
對身居農村的底層學校而言，他們清晰地知曉只有在權威性的時間控制上花費更多精力，讓底層孩子花更少的時間去玩樂、花更多的時間去讀書，才能在城鄉同等化的教育篩選軌道和分流體制中不至于被過早地淘汰。然而，少年們對于底層學校管理者這種“良苦用心”的緊湊性時間制度設計充滿了主體性的憤怒，他們事實上在用身體行為表達對這種隱性時間控制權力結構憤怒的同時，也加速了自身底層再生產的命運。
抗爭“空間權威” 攝像頭下的劇場表演
在筆者對云鄉學校六年級、八年級和九年級全班開放式問卷調查中，高達73％的學生在對“你對本校什么最不滿意”一問題的回答時，寫下了“攝像頭”。
2013年11月中旬，在縣教育局的安排下，云鄉學校內安裝了8個攝像頭。8個攝像頭使云鄉學校幾乎處于完全被監控的全景敞視狀態之下，連少年們平時最喜歡待的純粹私人空間——廁所外圍和廚房后邊的一塊空地也都分別被攝像頭24小時監控著。
學校對此的公開說法是為了保護師生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但私下里張校長會告訴少年們：“這實際上是為了給全校學生形成一種威懾感，告訴你們無論你處在哪里做什么動作，我都能看著你，所以你都必須給我好好學習、不要違規，否則你明白后果。”張校長私下告訴筆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個教室里也安裝攝像頭，這樣就可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公開向少年們宣布：“你們時刻都處于被監控的狀態下，所以請諸位好自為之。”
學校攝像頭的存在已經對少年們的日常行為產生了影響，他們開始警惕自己的行為是否真的處于攝像頭監控的范圍之內。比如，少年們曾經在廁所外圍和廚房后邊空地上，隨意拿出一支煙點上并彼此傳遞吸上一口，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區域是學校內絕對的私密空間，老師們很少光臨，難以被發現。然而當攝像頭安裝上以后，少年們的私密空間范圍極度萎縮，真正的違規行為被壓縮到了廁所之內。
少年們會故意用行動來表達對空間權威的不滿。比如，有的少年會故意朝著攝像頭扮鬼臉、打耳光或者豎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則故意裝作沒有看到攝像頭，在攝像頭可監控的空間范圍內從懷里掏出一支類似香煙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師來“抓捕”。但當老師真的過來抓這位“煙民”時，少年就輕蔑地對老師說：“拜托，老師，這是糖，要不你也來一支？”
攝像頭下少年們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將整個學校變成了一個類似于讓·雅克·盧梭所描述的“巴黎劇場效應”一樣的巨大“劇場”，而少年們則在攝像頭下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這種空間權威表達集體抗爭，空間權威在少年們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性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官方權力和公共期許自動地在少年們身上發揮作用。但實質上，少年們是用一種表演的方式反向成為監視下被燈光包裹的演員，他們用官方期許的行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時加速自身“反學校”文化的內在形塑實現著底層再生產。
（文中所提人名地名均屬化名。本文原載于《中國青年報》2015年8月17日刊，原題《鄉間底層孩子的日常抗爭：“反學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