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記》:時代痛處的溫情召喚

最后更新:2015-08-27 10:02:24來源:鳳凰文化《洞見》
導語:《黃雀記》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作者蘇童在獲獎一刻告訴鳳凰文化,這是他“造街運動”中地標性建筑的一部作品。評論人賀格格認為,《黃雀記》不僅接納了香椿樹街的污垢與破敗,也清洗并擁抱了被宿命挾持滿身瘡痍的殘酷青春。小說在自足的環形邏輯里賦予所呈現的荒誕以合法性,每個人在宿命中無可逃遁,可憐人比比皆是。在整體的幽暗與宿命背后,隱藏著對失落破碎的殘酷青春的溫情追憶。這種溫情充斥在香椿樹街的衰敗與消失中,這條街已不單是一個物理存在,而是一種生活氣息,是每一個居民的個體與集合,是一段飄蕩的情緒。在被宿命切割的驚懼與荒誕里,某種透明的“靈魂”會在街道游走,它會戳到這個國家、社會與時代的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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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雀記”的定名,在明明白白地隱喻了詭譎宿命與圈套的同時,似乎還攜來一縷類傳統的氣息,連同“保潤”、“柳生”、“仙女”這般像是從古典小說里走出的名字所帶有的溫靜,這些于亮相處的“緩慢”與隨后爆發在香椿樹街的一系列狂飆式的驚懼形成了一種閱讀上的反差。在這種反差里,我們又一次踏上香椿樹街。

在文字的凈潔與故事的荒唐之間,這部小說除了仍是一條街,還是一條河。蘇童的耐心敘事與文本的綿密質地使故事本身如河流細淌,它接納了香椿樹街的污垢與破敗,也清洗并擁抱了被宿命挾持滿身瘡痍的殘酷青春。

合情合理的荒誕

故事起始于祖父與生命的關系,具體說是祖父與死亡的關系,這一關系中套疊了諸多可堪探討的人生命題:諸如每年春暖花開時祖父獨自去拍遺照,這對自己身后事的唯一參與、對死亡儀式的某種頑固需要,實則是對后人親人的敵意與反抗,也是對自我現時存在的主動消解:活著時頹糜掙扎,卻對死后的“存在”盲目傾力,對自我尊嚴守護的唯一執著竟是從祖輩的存在里尋找合法方式,看不見的魂魄被高高供奉追捧,活著的骨氣卻常常淪為鞋沿的一腳爛泥。“順著哀傷”,滋生、膨脹、發酵于香椿樹街的荒誕、野蠻與瘋狂以“合情合理”的方式一路呼嘯,終于又戲劇般地回歸于祖父與生命的關系,而這一次,是新生。

簡單來說,這是一段有關“復仇”的青春往事。但就出發于“復仇”的故事性而言,《黃雀記》似乎并不能以制造驚懼或顛覆閱讀來收買讀者。它的體積似乎不夠大--就是那條街;它的格局似乎也不夠寬--更迭的歲月只著落于三個人。然而,就是生發于這片故地的小人物悲喜卻從縱深處溝通了對某些終極問題的拷問,在看似簡單的人物關系中透析了人性的復雜詭辯、人情的糾葛赤誠、以及人世的悲歡難料。

這部書里可憐人比比皆是,卻很難于其中找到可恨的人,甚至施暴者也竟鮮有完全讓人憎惡的面目。這并非作者對人性的挖掘不夠深、不夠“兇狠”,而是復雜面的娓娓鋪展與細節處的耐心打撈,成全了作者對人物的深度體認,對幾乎每一處結局的回溯式清查,賦予了人物“發瘋”、“發癡”、“發狂”的合理路徑。在精神病院的庇護下,一切瘋癲癡狂成為日常與正常,順著講述,荒誕的路徑總是具有根源性的合乎情理。如果說祖父尋找丟失的魂魄是災難的開端,保潤捆綁祖父的犯上行為則因此被賦予某種合法性;祖父對捆綁的配合甚至條件反射般毫無反抗的順從,以及由順從而生的悲哀,則帶來比犯上更使人驚惶的無奈。而“順從”確是無權者無產者無法抗拒的選擇,正如保潤在錯時錯地施展技藝,以至于他唯一擅長的對抗世界的方式竟成為對自我的綁縛。

小說本身的環形邏輯是自足的,它的可怖正在于循著這條軌跡,荒誕有其合法的來路與指向,由它裹挾而伸向每個人的宿命無可逃遁。小說以荒謬化的方式呈現生活、嘲諷現實,但《黃雀記》還不止于此,它是殘酷的,同時也是溫情的:“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陽臺上眺望橫亙于視線中的一條小街,一條狹窄而破舊的小街……這是我最熟悉的南方的窮街陋巷,也是我無數小說作品中的香椿樹街”。或許是蘇童對“香椿樹街”太為鐘愛,即便它“狹窄而破舊”,循著那條可怖路跡,仍會驚覺“酸腐后面還有一絲甜蜜”。

“他人生的自行車上,終于有了第一個女孩”

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解釋書名,則“黃雀記”為整個故事的幽暗與宿命般的無路可逃打上了底色,而若是叫它“小拉”,那一絲于甜蜜中失落且永遠破碎的殘酷青春或將為人記憶。這部原本有可能被叫做《小拉》的故事因為“黃雀記”的挺入而喪失某種迷離的美感,但這并不妨礙在酸腐零落的破敗堆砌之上,還有一種明亮的初遇般心動倏爾跌入。那種在罪惡與放縱間懷著顫栗的游走將犯罪曖昧化,于恐怖與強壓中悄然升起的溫情與心動無不制造了與慣常親密“陌生化”的體驗。

蘇童以極度的耐心安排了保潤與仙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對讀者而言,這甚至稱得上禮物。而那幾乎已被我們熟稔的窠臼與套路式初遇有多美好,它所標配的殘酷就將多深刻,《黃雀記》卻仍不止,圈套的輪回已被注定,無助的人們將分享被詛咒的命運。而于無知之初所感懷的心動,就成為某種最初的告白或宣言,它不只是青春對抗衰朽,還是至純的初衷對宿命的審判。

“他其實分不清這懲罰與恩賜的界線,出于自尊,兩者都不宜輕易接受。他正在猶豫怎么辦,公路上的天空陡然暗了一大片,要下大雨了。他看著天空說,要下雨了,看在老天的面子上,算了,就算我騙了你吧。

這樣,他人生的自行車上,終于有了第一個女孩,是仙女。野地里的一群蜻蜓有感于氣壓的變化,以及他紊亂的心情,橫穿公路向自行車致意,翅膀掠過了他們的頭頂。她驚喜地叫起來,有蜻蜓啊。他甕聲甕氣地模仿她,有蜻蜓啊。這樣的模仿即刻受到了報復,她推了他一下,你幽默啊,學女孩子說話算幽默嗎?娘娘腔,惡心!他不說話了。沉默有時候代表保潤的忍讓,有時候代表他內心秘密的喜悅。風從原野上吹過來,濕潤而沉重,一股清冽的花香環繞著他,若有若無的。他不知道那是茉莉還是梔子花香。是你身上的香味嗎?那是什么香味?他幾次想開口問,終究不好意思。隔著兩個厘米,也許只有一厘米,他能夠感受到女孩子濕潤的身體放射著某種溫暖的射線,尤其是肩膀,偶然的一個觸碰,她的體溫無意中傳遞給他的后背,他身體內的某條秘密通道忽然亮了,一股溫情猶如小河漲水,占據了他的整個身心。”

還比如水塔中一次罪惡的實施與一次罪惡的恫嚇,施受雙方在短暫的暈眩中甚至忘記了行為本身的罪孽,那更像是青春生命里一次放逐與冒險,游戲的氣氛暫時沖淡并驅散了現實本身的殘酷冰冷。這些溫情排列是作者有意置入的緩沖地帶,它們為迎頭砸下的驚懼預留了心理上的安寧,也為呈現現實的復雜提供了敏感且幽謐的通道。在一種悼念的氣味里,“他的春天提前沉淪了”。而他們的春天之所以會沉淪,必是一次合謀。是保潤、柳生與仙女,是香椿樹街的老少,是無措的現實對傳統的強拆的合謀,他們的春天因此失落。

“強拆一條街的寂寞春色”

在《蛇與祖宗》一章,老床木榫以精致至極的“告別”隱喻控訴了現實對傳統的譏諷、逃悖與強拆。而巧妙的是在“強拆”過程中,“傳統”卻以反撥戲謔了“現代”野蠻的進入,它們以靈魂自由的聲響完成了傳統崩塌時的合奏,甚至連塵埃中祖父的遺照都煥發了有如蒙娜麗莎的微笑,溫柔詭秘的對抗模糊了瘋癲與清醒之間的有效分界。

“從樓下祖父的房間里傳來了奇怪的噪音,一把鐵錘持續試探著木榫的結構,篤,篤,篤。這試探其實類似誘殺,木料與鐵錘的對峙并不長久,嗒地一聲,一個古老而頑固的木榫被敲落了,閣樓上的空氣發出詭秘的呼應。嗒,嗒,嗒。鐵錘的敲擊越來越果斷,節奏越來越明快,祖父的雕花大床開始坍塌。八十八對木榫都在忙于告別,它們相處百年,多少有點厭倦,榫頭與榫槽的告別共計一百七十六種,都是短促的,音色雷同,喀嚓。再見。如此而已。但是,每一對木榫都有一個共同的遺憾,大床的老主人消失很久了,無處告別,而當年的小主人正在閣樓上酣睡,對于大床的滅亡無動于衷。榫頭懷念主人,匆匆留下了一些惜別之語,有的尖銳,有的深奧,榫槽懷念主人,發出了很多聲嘆息,帶著點怨恨,也帶著些纏綿。一張古老的床,它對主人的離情別意也是古老的,只有床幔上的蜘蛛能夠聽懂,蜘蛛行動不便,轉告了天花板上的一群飛蛾,那群飛蛾臨危受命,直抵保潤的閣樓,可惜飛蛾天生是失聲的,只能以騷擾的方式喚醒保潤,它們輪番飛到他的臉上和肩膀上,保潤不解其意,一巴掌拍死了三只飛蛾,他說,誰?是誰?吵死了,我要睡覺。”

在保潤家的自我強拆中,香椿樹街也與它從前的每天發生告別。某種程度而言,香椿樹街已不單是一條街道的物理存在,它是一種生活氣息和氛圍,是每一個生活于此、在庸常與碌碌中掙扎為人的居民的個體與集合,是時間擺渡里一段仍在飄蕩的情緒。它逼仄同時開放,單調同時豐盈,生活于此的人們習慣于享用短暫的虛妄的安寧,同時譏諷并抽身于這種安寧。在被宿命切割的驚懼與荒誕里,某一種透明的“靈魂”會在街道游走,它會戳到這個國家、社會與時代的痛處,也會召喚類似于春色的溫情。

賀格格,小說消費者、不優秀文學碩士、文學體力勞動者。